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史的不同态度(4)
9月26日下午,周恩来、姬鹏飞等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等举行第二次小范围会谈。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的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见周恩来如此激昂,答曰:“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就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道歉问题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中国人这是在“挑字眼”吗?如今的事实证明,这是如何看待日本侵略与中国被侵略的大问题。 关于日台、日中的关系,周总理说:“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做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关于“联合声明”不必再提“赔偿”的说法,周总理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他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战争)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们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田中见周总理如此气愤,随即表示完全明白了[9-3]。在解决了上述分歧之后,《中国日本联合声明》得以于9月29日最终签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双方的分歧很明显。 关于这段历史,日本学者也有生动记述。1972年9月25日,双方“第一次首脑会谈结束以后,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向记者团说:双方‘惊人直率地交换了意见’。看来会谈是相当紧张的”。“在26日上午第一次两国外长会谈中,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叙述了日方对复交三原则所持的立场。姬鹏飞外长始终控制就要发怒的感情,保持了沉默。”据日本史料记载,当天晚间,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有过一段谈话。田中:“这样忧虑下去,不是也没有用吗!……明天不是还得谈吗!”大平:“是呀,得谈。可怎么谈才好呢?”田中:“既然如此,失败了又会怎样,至多还是原来的样子。谈不成就谈不成好了。就这样回去呗。责任由我来负。”这位日本作者说,“在这天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周说:‘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发言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作者继续说,“在从27日夜晚一直开到凌晨的外长会谈上,(大平)心想‘这若不行只有决裂’,提出了日方准备的第三个方案。姬(鹏飞)外长把大平慢慢解释的方案全文逐条记录下来,由传达人员送到在邻室的周(总理)那里。拿走最后一张记录的传达人员,过了数分钟回来了。姬外长念完拿回来的记录后说‘这样可以’,同意了日方的方案。这时已是凌晨3点钟。在天亮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周宣布说:‘就这样办了’。”[11] 非常遗憾,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日本不仅变化不大,而且还有倒退。2004年9月,笔者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中日韩三国)学术会议上,得以聆听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批评意见。针对中国和韩国提出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某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学校的近代史教科书“充满了日军侵华的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日本侵华史,历史教育成了反日教育”。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如果想同日本“友好”,就必须停止向年轻一代讲述国家、民族、社会的苦难史,闭口不谈列强侵华史实。那样一来,中国的近现代史岂不是“空洞无物”、“一片空白”了吗。难道要中国政府站到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立场上去胡说八道吗?让我们看看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日本政府第二次声明》(1937年8月15日)都说了些什么:1.日本政府一贯希望和平并为此进行努力。2.中国轻视日本,进而和共产主义势力勾结,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3.近年来多次发生的不幸事件以及这一次(卢沟桥)事件,都起因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中国方面的无法无天和暴虐行为无所不至,我国旅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已陷入危急之中。4.日本的忍耐达到极限,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行为,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5.日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而是为了促使中国政府觉醒[12-1]。天皇关于侵华战争的声明,至今仍在拨动着某些日本人的心弦。 今天,日本右翼分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抹煞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历史,重温“大日本”的旧梦。笔者不能同意一种片面、偏狭的说法,即右翼分子只是“一小撮”,难成“气候”。由于日本没有认真进行历史反思和彻底清算战争罪行,右翼分子在日本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掌握着强大的舆论资源。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说到底,是否消除天皇制,乃是改造日本社会的关键。尽管美国占领当局主持发布过“天皇非神”令,但从战争受害国国民来看,日本的现状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天皇仍然受到国民的尊敬,在日本国民心目中是神圣的偶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对战争没有做出任何反省。”这位作者相信:“随着日本国民知识的增长和日本近代化的进展,天皇制迟早要消失,这是毫无疑义的。”作者建议:“在国际社会还有助于日本恢复名誉、日本内外形势还比较稳定的今天,应该尽早废除天皇制。”这将是日本“重建国家和追求理想的起点”[12-2]。笔者作为一名受害国的公民和学者,不知道上述建议能否成为现实,给日本带来真正的新生。 1989年1月17日,裕仁天皇死后,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在东京皇宫外排队作最后的致敬。日本隆重举行国葬,亚洲各国反应不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衷心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南韩一名政府官员说:“日皇去世可能意味着……‘痛苦的一页’告一段落。”澳大利亚工会领袖哈夫彭尼则说:“参加日皇的葬礼与出席希特勒的追悼会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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