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是思想混乱的欧洲，在这里既有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流行着共产主义思想，而且还存在着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它们竞相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由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欧洲各国经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日渐失去民心，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和法西斯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机遇。尽管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着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也都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右翼组织，例如：法国的“法兰西行动”、英国的“英国法西斯”、“帝国法西斯联盟”及后来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等法西斯组织，然而只有德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建立了法西斯式的纳粹党独裁统治，这固然有一战失利、受英法排斥和压制以及受经济危机打击严重等因素，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德国纳粹党独裁统治的建立是与其国民性密切相关的，而其国民性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初便确定了的，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密不可分，所以本文试从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入手来分析纳粹独裁统治得以建立的原因。
    一、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
    在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的产生特点之前，我们应当首先明确一下民族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1]（P18）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2]（P121）民族主义首先产生于英法，英法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而自发形成的，是与启蒙运动相结合，伴随着人民主权的诞生而形成的。但是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德国民族主义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
    由于封建割据、小邦林立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滞后于政治的发展，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德国的民族主义不像英法那样一开始就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而是仅仅在思维领域进行，并出现了康德、赫尔德、莫扎特、哥德等世界级大师，使德国民族文化也仅仅是文化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德国民族主义“被局限在文化领域，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范围比较狭小的文化民族主义”。[3]
    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便处于分裂状态，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给政治分裂加上了宗教分歧，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和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德意志陷入更深重的分裂之中。在此情形下，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德国民族主义只能在文化领域谋求发展。马丁路德通过讲道和翻译圣经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4]（P132）面对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小邦的专制残酷统治，德国的文人学者日益沉浸在日耳曼光荣的过去中，“醉心于复兴中世纪的文化，以此来论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2]（P122）这就直接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例如历史学家克洛普施托克通过研究日耳曼史诗，挖掘日耳曼人的民歌和考察日耳曼神话来歌颂日耳曼人伟大的民族精神。费希特也认为复兴德意志的关键在于发扬民族性，用中世纪德意志经济文化的繁荣、哲学和诗歌发展的事实来论证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和优秀。
    此外，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是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外因。到18世纪，随着法国的强大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分裂割据的德意志在文化上长期落后于它的西方邻国，法国文化因此大规模侵入德意志。最明显的表现为整个德意志通行法语，法语成为官方语言，在大学里，法语成为教学语言而德语成为外语。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德国知识界的反感和抗争，克利斯蒂安·冯·沃尔夫主张用德语讲课，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用德语写作，另一位学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则指出，德意志要从对法国文化的盲目崇拜中觉醒，要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首先要重建民族精神。
    （二）德国民族主义具有反启蒙的特点，与民主主义相背离。
    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涉，民族主义思想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自发形成的，当启蒙和救亡双重任务摆在德国人民面前时，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其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反启蒙的特点，与民主主义相背离。
    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英法有着根本的不同，英法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而德国民族国家在形成中不仅受到了法国直接的军事侵略，而且受到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国的干涉。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自公元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正式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德意志就仅仅作为一个地区存在，处于深重的分裂状态。拿破仑帝国建立后，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的胁迫下寿终正寝，随着拿破仑的入侵和《拿破仑法典》在德意志西部的推行，给德国带来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的观念的同时，异族压迫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也激起了德国人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渴望。而当启蒙和救亡双重任务摆在德国人民面前时，救亡压倒了启蒙，外敌入侵使民族主义难以与启蒙思想相结合。因为启蒙要求推翻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救亡则要求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去驱逐异族统治者，但是当时德意志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手中，德国人民则分散在数百个小邦国中，难以被发动起来组成一股统一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普鲁士、奥地利等邦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而且普鲁士在救亡中立下了首功，使其成为民族统一的希望所在，民族主义者纷纷归于麾下，这样就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大旗被保守主义者夺去”[1]（P53），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难以结合，并成为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敌人，这直接导致了统一以后德国的专制、集权和封建色彩浓厚。
    另外，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是与“理性”相对立的。德国的文化思潮从古典主义时代发展到浪漫主义时代，也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从形成走向鼎盛的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强调国家的力量和荣耀，使国家具有自己的人格和意志，甚至等同于上帝在历史中前进。例如黑格尔就将普鲁士视为“绝对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认为“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能实现其人格、自由和权利，才有生命和存在的价值”[5]（P82），实际上黑格尔是在强调国家至上主义，也是在为普鲁士的独裁、专制进行辩护，并从理论上要求人们服从普鲁士的专制统治。德国文人将这种浪漫主义的思潮带入民族主义，大大压制了启蒙思想、理性的成长和发展。
    （三）德国民族主义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
    由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通过普鲁士王国的三次王朝战争形成的，所以其民族主义思想难免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
    拿破仑战争之后，由于英俄等国的阻挠，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德意志继续保持分裂状态，但是统一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民主主义者难以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所以实现国家统一的重担就落在掌握“民族主义大旗”的普鲁士手中，事实上也确实是普鲁士利用武力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来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从此德意志帝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主义思想渗透到整个德意志，并与德意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德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且在军国主义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德国知识分子自然也无法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很多人成为战争和扩张的鼓噪者和辩护者。黑格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是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4]（P143）同黑格尔一样，尼采认为战争是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人类进化和理想的超人社会的重要手段，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瓦格纳也用其不朽的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那些战争的神祗和英雄，那流血格斗和以“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4]（P147）这些思想无疑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