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就
    《禹贡》半月刊创刊时，每期仅38页，二、三万字，印数为500 份，从事撰稿者不过20余人。发行工作也不顺利，托一些书店代销，销不掉几本，便都退回来，说是“太专门了，无人买，无人懂”。为此，顾颉刚提出了几条改进措施，如主张使用浅易的文字行文，提出“只望材料新，不怕说得浅”；除了研究古代地理外，也要研究中国现代的经济地理，并逐步派员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另外，为便于读者阅读，印制地图底本，争取每篇文章都附有插图。
    会员们齐心协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禹贡》半月刊办得生机勃勃。到第三卷时，每期容量多达48页，到发行第4卷时，每期至少64 页，达七、八万字，其中第4卷第1期的特大号，篇幅多达128页。同时， 刊物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销量日增，以至于前两卷存刊告罄，各方仍求购不断，不得已增印各卷合订本。
    顾颉刚作为学会的灵魂人物，对学会的成长和壮大贡献良多。他曾说：“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他们同读着几部书，向一致的目标求最高的成就，弄得这人的能与不能也就是那人的能与不能，一条路上挤着许多人，却空着许多条路没人走。”因此，他主张分工合作，“各人割了一小部分作深入的研究”（注：《三周年纪念词》。）。如学会同人中，冯家昇主攻东北史地，史念海主攻唐代地理，聂崇岐主攻宋代地理，王日蔚主攻新疆民族史，等等。事实证明，分工合作不仅能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绩效，而且为个人的成材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计划周密以及同人努力，禹贡学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禹贡学会在有关募集基金的启事中透露，到1935年底，学会会员已有长篇积稿数十篇之多，未及刊载，于是有编辑、出版丛书之议。但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著述大多未能出版。
    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出版了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禹贡学会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一个初步总结性成果。书中处处表现出强烈爱国情感。如其绪论云：
    近年以来，强邻虎视，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谓满蒙非我旧土，不知汉之辽东、玄菟，实当今辽之诸地，右北平属县大半皆在热河境内；唐代之安东都扩府治所实在今鸭绿江以南，其辖州郡，亦散布于朝鲜半岛。原强邻侵略之野心，固当抹杀事实，而国人亦多数典忘祖，随声附和，岂不谬哉！
    鉴于当时“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的严峻形势，作者“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国人明白：“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
    书中借史事说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如论及明代大筑边墙：“明人备边，筑城修塞，竭全国之力，然犹不能御异族之侵入；今日之外患较之明代，实远过之，而边圉不固，守御无方，上视明人，能不愧色！”
    也有直抒丧权失地之痛，勉励国人奋发图强的议论：“近百年之中，国势益弱，外患日多，藩属被夺，领土日损，殊甚痛惜！……吾人回顾汉、唐两代光荣之历史及广大之疆域以及与今日求生不得之局面相较，洵不能同日而语！感念畴昔，能不悲伤！光复旧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
    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就还表现在对前人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如对历代正史地理志的考订，对《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的研究。在边疆研究方面，他们着手刊印《边疆丛书》。这是因为，“欲究边情，必考典籍”，在我国，“殚心边事者”大有人在，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舍外人之书几无可读”，“若大吏之谴远戍者，又类为明达之士，其于因革复兴之间，佥能审厥利弊，均笔之于书，皆成凿凿史实”。但这些极有价值的著作往往“委弃于小崖屋壁”而渐致失传。为此，他们认为“亟求先儒遗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注：《边疆丛书刊印缘起》，《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到1935年底为止，学会印成清人史志著作四种：即陈克绳撰《西域遗闻》、钟方撰《哈密志》、富俊撰《科布多政务总册》和允礼撰《西藏日记》。另外还有常钧《敦煌随笔》、《敦煌杂钞》、程穆衡《准噶尔考》、吴禄贞《经营蒙古条例》、乾隆敕撰《巴勒布纪略》以及不著撰人的《西行日记》、《吉、黑、韩边界地理志》等，也在计划出版之列。
    以地区而论，禹贡学会对东北史地的研究用力最多。禹贡学会成立于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东北问题便自然成为学会关注的焦点，其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很快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
    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清廷对其发迹的历史讳莫如深，视东北为禁脔，禁止汉人移植，又实行满汉隔离政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后来沙俄在远东扩张，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方才不得不取消了汉人垦殖东北的禁令。但学术研究的禁区依然存在。就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兴起边疆研究热潮时，东北也几乎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