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罗马皇帝破坏妥协，开始像一个国王或神明那样行动，那么贵族看到自己的利益--保留给统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皇帝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即使不成其为直接的威胁，至少也是战略学家们所说的“威胁的信号”，它意味着要约束一个半神半人，难免付出受惩罚的代价，无人例外。因此，如果国家首脑把自己凌驾于元老院的无言的权威之上，那么贵族就不再能默不作声地控制局势。这是冲突的症结。
    这样，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罗马皇帝想自称为或者让别人称他为“主人和神明”，以感觉到自己是惟一的国家主宰，摆脱元老院的监控。或者，他是如此神经过敏，感到他与元老院对等的地位--即使是虚假的--使他很不自在。或者更加简单，他不信任统治阶级，不无道理地惟恐可能被其他“篡位者”赶下宝座：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沦落为狂暴的“猜疑”，也就是塞内加所说的“公众的疯狂”的牺牲品。于是，开始了元老院的“清理”，利用司法手段进行谋杀、强迫自杀等等，不一而足；在提比略、克劳狄和图密善统治下，出现了这种“大恐怖”，随后延续了三个世纪；作家阿米亚诺斯·马尔塞林努斯明智而正确地说：“莫须有的‘叛逆罪’永远成为共同的祸根。”
    究其原因，则不外乎三条。同统治者对立，同皇帝陛下对立，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按照罗马的权力或“皇权”概念，人民选择一个领袖，但一旦领袖获得委任，人民就不再说三道四，而是俯首服从：任何对立均被视为叛逆大罪，不仅一个人的行动，而且一个人的思想、言辞、谈话，甚或手势和梦境，都有可能被判定犯了叛逆罪。任何叛逆的案子，只有一种惩罚，那就是处死；从肉体上消灭政治敌对分子，这就是统治。
    第二个原因是，在一意孤行的元老院周围存在某种腐败的东西：争权夺利，相互猜忌，人人虎视眈眈盯着其他人，同辈间相互告密和最显眼的家庭内部的间谍刺探，已成为平常的事情；当年的一个同时代人写道：“危险遍布周围”。再者，帝国通过它的政治警察及其眼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警察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是在最好的领袖统治下，老百姓也避免在饭桌上谈论政治。但是，一旦罗马皇帝不再按照元老院的意愿治理国政，一些元老和军队指挥官就蠢蠢欲动，企图把水搅混。于是，告密同事成为告密者升迁的途径，因为罗马皇帝们自然为通过这样的途径向他们表示效忠的人保留省督或者大祭司的职位。引用罗纳德·赛姆爵士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那个时期的话，那么隐藏在这些不忠者背后的种种个人野心和仇恨也许昭然若揭，它们连续不断地接续着共和国的政治仇杀传统。塔西陀和阿米亚诺斯·马尔塞林努斯十分关注元老院显贵们之间的这类争权夺利的事情，认为其结果是加强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正如纳粹主义的情况那样，因为最终的决定只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因此，元老们中间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皇帝们的“猜疑”和制度的巩固，彼此互为依托。
    对元老们实施“清理”的第三个原因，乃是罗马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与传说相反，这些贵族虽然举止严肃，衣冠楚楚，身穿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长袍，却不相称地有着令人捉摸不定的冒险精神。所有的罗马皇帝需要提防每一个人，特别是他们的亲信，如赛扬努斯或者普劳提安之流的达官显贵。有人不停地图谋篡位，在安东尼乌斯·庇护在位期间甚至出现过两个谋反者。难免发生的不外乎是一场地方暴动，宣布某个倒霉鬼为皇帝--不管他是否愿意，而这个人发现自己被拉下了水，懂得除了顺水推舟，别无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诸如此类的图谋如此频繁，尽管冒险家们最终将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以及受到株连的妻儿老小的生命作为代价：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国王和他的臣民属于两个不同的种，男人们都是天生的国王，却不能成为国王，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都应该成为国王。但罗马皇帝只是被委任的，任何人都可以觊觎皇位的宝座。这种不安定的氛围和在位统治者缺乏合法性，与缺少继承法规相结合，使得政治的不稳定性成为罗马帝制历史发展走向所显示的显性特征。
    现在让我们来研讨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它虽然同制度、社会或者权力关系没有直接瓜葛，却潜在地指导和制约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称之为潜意识规则。事实上，罗马皇帝的职责没有任何法则可循，所以始终是不确定的。公元第三世纪之前，当战士-皇帝亲自统率军队之时，罗马不存在首脑们可以下意识地遵循并制约他们的不良行为的传统皇帝职责。法国旧王朝时代的国王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学习这类职责，而且接受限制专制王朝滥用权力天性的某种无言传统指导；罗马有着对于一个国王来说不可想象的一些事情，而且历来如此。另一方面，在罗马，每个新的统治者都承担着某种既模糊又广泛的职责。援引约亨·布莱肯的话来说，国家首脑没有同法国旧王朝制度的不成文的“基本法”相等的法规可循。也许恰恰是作为“至上权力”（imperium）的权力概念在它自己周围制造了这种真空；这说明为什么尼禄、卡利古拉和其他一些人有着反复无常的苏丹的面貌，而法国旧王朝时代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疯子凯撒”；这个权力概念通过类似的方式把元老院排除出了参政的可能。
    罗马皇帝们并非生活在能够使诱惑远离他们的有所制约的环境中，而是完全相反：皇室宫廷只能激励他们妄自尊大，增加他们的“超凡”之感。确实，围绕他们的“宫廷”与法国旧王朝时代的王室宫廷，除了名称相同，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两者是迥相对立的。一个国王周围有他的朝臣和贵族们，生活在他的同辈们--统治阶级的成员们中间，他同他们和平相处，在他们面前，他不断维持着表面的温良关系。但另一方面，罗马皇帝们并没有元老围着他转，只有一些元老受到邀请，同皇帝进餐。罗马皇帝生活在他的下属中间：仆人、宫廷内臣、太监、朋友，以及自由民和秘书们--简而言之，他们的大臣们，这些人也许就住在提比略宫，即今天的法尔内塞花园里；这些人无一不是他们的附庸，其不正常举动或者怪癖备受鼓励，这就意味着这帮人作茧自缚，使自己离不开主子。所以，在罗马帝国的一些阶段，其政治舞台被说成是某种心理剧的演出场所。
    既没有能够发挥制约作用的谋臣，又没有传统的职责，也就是说，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抑制某些罗马皇帝在滑溜的斜坡路上走向暴虐专制、专横跋扈或者至少是“帝王的随心所欲”，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多少有点古怪地诠释皇帝的职责；我们珍惜的分离原则--公众人物必须把自己个人的生活与其职位分开--没有得到彰显。尼禄是一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艺术家；君士坦丁在他的立法和演说中总是显得十分恳切；而尤里安在他发表的著作中，讲出的言语犹如今天依然在位者发自肺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