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健康以及生育、婚姻和悼亡等家庭事件，同样也是公众事件；每当皇帝患病之时，帝国举国上下都要求神祭献。但事情并不止于此，许多统治者的臣民对统治者个人怀有真诚的感情，他们像对待家庭成员那样关注皇帝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罗马民众曾自发而起，请求提比略不要听信盛传的关于他侄媳大阿格丽品娜的谣言，或者在渥大维之妹渥大维娅遭尼禄抛弃之时，为了保护她而不惜使用暴力进行干涉；克劳狄在发现梅萨利纳通奸之后，亲口答应自己的部下--帝国禁卫军，“由于婚姻不适合他”所以不会再婚。因此，一个皇帝可能经不住诱惑而滥用他所享有的公共权力，把这样的特权扩大至他的其他禀赋，如果这些禀赋是值得尊敬的话：他的艺术天才或者他的个人信仰，不论这种信仰是哲学的--例如，马可·奥勒利乌斯（基督教护教士们公开把这个统治者称为哲学家）和尤里安--还是宗教的。
    哈德良利用这种虔诚的宽容心理，或者是出于贵族的突发奇想，在整个东方树立了对于他的娈童、奴隶安提诺乌斯的神圣崇拜或者说是死人崇拜。赫利奥加巴卢斯也没有把他的虔诚信仰隐藏于他的私人领域，他把自己对于太阳的崇拜列为最重要的公众崇拜。君士坦丁是最含蓄的。他并未要求整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而是只做了两件事情：在公共领域，他选择了宽容；在私人领域，他选择了基督教作为皇帝的个人宗教，所以恰恰是一种值得人们热诚信仰的宗教。而这超出了我们关于公与私之间区别的界限。他把自己个人的信仰明确表达在国际关系中；他以仿佛彼此十分了解的口气写信给波斯国王，表示对于动物祭献的厌恶。这足以说明君士坦丁在宗教领域里的实用主义：他有意识地以仿佛是“帝王的奇想”的方式，引入了在他死后将成为国教的基督教。这种宗教是他这个“门外主教”--他这样自称--盖上了权威印记的宗教，所以是他的宗教。
    与此相对照，图密善的暴政就不是皇帝的主观信念问题，而毋宁说是他视之为义务的皇帝使命的特定观念问题。同他相关的三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他容许人们称他为“主人和神”；他把自己说成是“终身监察官”，这是他为自己特意创设的一个职位，而且把它造型为当时硬币背面的一种盾形纹章，最终则如米里亚姆·格里芬所说，使之变成一个专管男女道德风化的官职；供奉女灶神的贞女因此而会被处死。在笔者看来，这三件事情浓缩为一。它们构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至少在西罗马帝国是这样：像在同样是道德至上的中国和日本帝国一样，图密善试图通过私人道德问题来测度自己的权力扩展至所有臣民的程度。在私生活和公众领域两个方面都恪守道德，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但实际上，私人道德与男女风化被混为一谈：杀人或盗窃都是公认的犯罪。因此，如果皇帝的权力能够管到甚至是臣民们的床帏秘事，那么图密善是一个比他的前任们都能干的皇帝：他是惟一的一个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对每一件事情实行管制的皇帝。
    在那个时期，堪称“伟大”二字的不是国家，而是统治者：只有国家的统治者富有恢宏气度，才能使他的臣民感到高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制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空想，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热情（其中包括青年诗人卢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种感情是真诚的）：这种空前的恢宏气度使当时的统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在古代，君王、法老或者哈里发比学者更经常地去想象设计帝王宝座。
    这种对于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在至高权力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之间作出区别：这个人像他天生要与之融为一体的职位一样伟大。所以，民众要对他个人、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即兴想象俯身跪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对于个人的崇敬乃是对于接替他的无论什么人都自动产生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以这样的方式受到崇敬的罗马皇帝们并非确切意义上的魅力超凡的领袖--杰出人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受到尊敬和爱戴乃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并非因为他们的魅力，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也许能吸引自己的臣民。引用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话来说，这不是若干代人对于他们的伟大人物所怀有的那种不假思索的热情；统治者可能是一个极端平庸之辈，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却受到爱戴，甚至被奉若神明。“他不是因为个人功绩出众而被奉若神明，他之所以是神，盖因为他是皇帝。”
    像对君主制的感情一样，对于皇帝的崇拜也以其固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崇拜与当代关于神的“话语”相配套的夸张语言和夸张手法相比，毫无过头之处，但它毕竟来源自一个鲜活的泉源，即对于统治者的爱和对于其气度的赞赏。
    崇拜皇帝的两个关键乃是民众认为世界的主人具有比其他人更伟大的气度这种感觉，以及对于统治者的爱戴；皇帝的神化则是爱的言语的夸张。这样的爱是任何公认的对于某个个人的从属关系中可以预见的一种心理反应：它不是一种自发的选择倾向，而是受到从属状态诱导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可以像断言天空是蓝色的一样十分肯定地说，这样的爱存在于罗马帝国。
    由此可见，从其臣民的眼里看来，罗马皇帝符合一个君王的臣民们几千年来历经各种社会所获得的关于他们统治者的观念。我们必须进行分析的正是这种贯穿各个时代的君主主义感情，因为它是凯撒制度的源泉，正是由于这种感情，凯撒制度才得以建立和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