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近代以来，在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意识逐渐形成。东亚地区，近代国家意识是在东亚各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情境下形成的。在日本，打破“闭关锁国”大门的“黑船事件”对催促日本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是对传统国家意识强有力的冲击；明治二十年代兴起的国粹主义在思想上完善了近代天皇制，并使得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在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的形成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一、“黑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黑船叩开日本大门的历史事件。日本史学家石井孝在《日本开国史》中指出：“开国具有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开放的历史意义。这个过程始于嘉永六年（1853）黑船来航，安政元年（1854）缔结日美亲善条约，经过安政五年（1858）与五国缔结通商条约，至安政六年予以实施，遂趋于完成。”[1]（P3）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黑船事件”震动了日本的思想界，给日本带来了压力。关于“黑船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指出：“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2]（P6）这种外压迫使日本政府及有识之士做种种思考，思考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如何应对欧美列强的挑战等重大问题。
    首先，它打乱了幕府的统治秩序。如所周知，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在上古时代，日本人居住在一个个封闭的空间里。人们把居住地四周用栅栏围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被称为“しる”（意为“相对独立、封闭的政治空间”）。一个“しる”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在上古日本，有许许多多的“しる”，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空间。公元3世纪左右，由大和朝廷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经过大化革新逐渐衍生出兼具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古代天皇制。但经过摄关政治（858-1086）与院政时期（1086-1185），中世纪日本天皇大权开始旁落，到武家开设镰仓幕府（1192-1333）乃至于江户幕府被推翻为止，天皇仅具有精神威力，政治实权已经落到幕府将军的手中。由将军代表日本国与外界展开联络。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意识中的封闭性特点延续下来。当时在古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对外侧面中，还仅仅有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与朝鲜的交往意识。而且，那种交往主要以朝贡体制为主。至于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是在幕府体制下，随着基督教布教日本而出现的。但是，那种交往在“锁国体制”下被限制起来。严格说来，将西方国家纳入到政府层面做种种外交思考的思想意识，是在“黑船事件”之后形成的。从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考察，“黑船事件”是近代性的，它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借助“血与火”的力量强行在东亚地区扩大市场的掠夺性的历史事件。
    为了应对外来压力，幕府的智囊团重新重视起天皇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例如，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培里留下要求开国的‘国书’后离开浦贺港不久，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病死，由阿部处理政务）将培里来航视为“头等大事”，企图以缩小幕府独裁的统治、建设“举国一致体制”来摆脱危机。他采取的措施有三：（1）任命前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海防参与（最高顾问）；（2）让一般大名及幕臣参与国家政务；（3）将培里来航事件报告朝廷（天皇）。这些措施打破了幕府体制下原则上国政历来都完全由“幕府独断专行，不允许朝廷与大名参与国政”[3]（P199）的秩序。其结果，各大名和朝廷开始过问中央政治，成为幕藩体制崩溃的契机。1854年3月缔结的《日美亲善条约》，瓦解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幕府采取了提拔新人和改革机构的措施，不仅起用“直参”（幕臣），还大批起用了“陪臣”（各大名的家臣）。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一改过去根据门阀和世袭任命官职的做法，提拔有能力的人。
    在条约“敕许”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纠葛，应该说这是“开国”事件所带来的政治意识冲突的集中表现。在条约“敕许”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就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签定了《安政五国条约》，从而惹怒了孝明天皇，导致朝廷与幕府的对立。由于开港通商，日本的金币大量外流，引起了经济恐慌，物价飞涨。国内爆发了激烈的攘夷运动。但是，大老井伊直弼却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因而1860年3月被水户藩士所杀，幕府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此后，日本政治在表面上分为“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日本近代政治意识冲突悄然展开。
    其次，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增强民族意识上，教育国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大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为了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幕府就设立了藩学所（后改为开成所）。其主要目的是传授洋学知识、翻译西洋著作及外交文书。从规模、师资阵容及科目的设置看，它是政府主导下的第一个综合性洋学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亦堪称为“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幕末维新期的人才摇篮。”[4]（P275）“黑船事件”发生后，与之遥相呼应，在民间层面，1858年绪方洪庵的门徒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大分县境内）开设洋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是继承兰学传统而以欧美自由结社为典范展开研究的民间教育机构。洋学塾的实用价值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唤起与提高民族危机意识和寻找应对措施。与外国通商贸易后，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具有封建的排外性，也具有反抗欧美各国带来的殖民地化危机，还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民族要求。
    再次，“尊王”与“攘夷”意识的变迁，标志近代日本“国家意识”产生。这可以从幕末维新期“尊攘”意识的内容变化中得到印证。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后期水户学派提出了“尊王攘夷”思想，以“敬幕”与“锁国”为主要内容。“尊王攘夷”思想洋溢着民族危机意识，唤起了幕末知识分子和尊王攘夷志士的民族危机感。并为维新志士批判幕府、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1853年6月，“开国”事件发生后，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维新志士，迅速将后期水户学派“尊王攘夷”的思想内容置换为“倒幕”与“开国”。在《论大义》中，吉田松阴攻击幕府“不思国虑，不顾国辱，而不奉天敕，是征夷（指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准此大义，讨灭诛戮，然后可也，不可少宥”[5]（P192-197）。在《对策一道》中，吉田松阴则力主：“以国家大计言之，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锁国固苟偷之计，末世之敝政也。”[6]（P324）在吉田松阴那里，“倒幕”与“开国”有了最初的连接。并且，他的思想中又萌生出与民众结合的因子。他强调：“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成为罪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17]（P337）意在凭借“尊王攘夷”，依靠全国的下级武士与豪农、豪商，将民众组织起来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因此，吉田松阴提倡的“尊王攘夷”论，具有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近代民族主义性质。他不满足天皇仅具有精神权威，而且要求天皇拥有最高政治权力，要求建立天皇制的统一国家。
    1868年1月3日，讨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江户幕府，使得政权重新归于朝廷，建立了明治政府。至此，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侧面已经具备。即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形成。
    我们可以将近代日本民族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对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关系的认识；其二是对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认识。在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和平的手段或战争的手段；对话方式上将采取平等方式、对等的方式或不平等方式。
    也可以将近代日本国民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对人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对民权与国权关系的认识。在处理人民与国家关系上，采取民主方式或是专制方式。在处理民权与国权关系上，要集中解决的是国民优先还是国家优先的问题。
    因此，从幕府统治秩序的混乱到“尊攘”意识内容的变化，都足以证明“黑船事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是应该着重书写一笔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