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粹主义与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
    在进一步巩固和确立日本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无疑是明治政府的智囊团们所着重思考的大问题。在明治启蒙思想与文明开化风潮的鼓噪下，伸张民权的思想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外交上，处理日本与朝鲜、中国关系时，出现了以日本为主轴的对外意识；在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上，为了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外相进行所谓的“鹿鸣馆”外交。在修改条约屡屡受挫的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兴起，近代天皇制不断得到完善直至最终成为国家意识的总代表。
    在国民意识层面，自由民权运动是民权论者向主张专制体制的国权论者发起的一次有力的冲击。自由民权运动是继起于明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运动。它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群众性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自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些从明治政府分化出的士族反对派（如板垣退助等人）和非特权的大资本家（如三菱的岩崎弥太郎）也参加甚至领导了这场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中虽充满复杂的力量分化与结合，最终亦遭到失败，但从其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诸如它的成员构成复杂，便于明治政府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另外，运动失败的思想原因在于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步子迈得太大，与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脱节等。
    在民族意识层面，吉田松阴极力提倡的对外扩张思想对政府智囊团的影响颇深。1871年9月13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此条约，日本获得了与清朝的平等地位。并且，由于朝鲜对清政府恪守臣属之礼，所以日本在名分上取得了对朝鲜的优越地位。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突破了条约的规定。1875年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开国并向朝鲜的江华岛发起进攻，此即“江华岛事件”。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否定了朝鲜与清帝国的宗属关系，主张“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16]（P159）；朝鲜被迫开国；日本单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上述事件，标志着日本对东亚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迈出了第一步。由此可见，日本在处理与东亚各国关系时采取的分别是战争手段与不平等方式。
    与之相反，在对待欧美列强上，日本政府则换了另外一副面孔。在极端欧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外相井上馨受陆奥宗光的“欧美同化论”（其主要内容是：强调“欲圆满地完成修改不平等条约，必须使我同化于彼，努力取得彼之同情，否则终究不能实现”）[17]（P170）的思想影响，自1881年开始截止1883年4月花去18万元工程费，建成了鹿鸣馆[18]（P5），在那里举办所谓的化装舞会以缩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但是，修改条约遭遇了重重困难。例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修改条约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稳定的政治体制，诸侯派阀的寡头政治与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难以匹配。在对欧美关系上，日本采取了一味随从和迁就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政府的智囊团加紧建设国家的政治体制。
    “鹿鸣馆”代表的欧化主义不仅没有为日本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带来好运，而且还招致明治二十年代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对欧化进行抨击和反思的潮流。此间，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抬头，一场保存国粹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日本进入所谓的国粹主义时代。在国家问题上，集中表现为排外主义思潮的泛滥。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担心：欧化会带来日本国家乃至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个性”的丧失；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君臣对抗”和“劳资纠纷”；从而，“国民的统一”遭到破坏，“国家的独立”受到影响。
    1886年，西村茂树发表的《日本道德论》提倡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成为国粹主义的先驱。此后，国粹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三宅雪岭和陆羯南等人组织的“政教社”，成为主张国粹的主要思想团体。他们主张放弃追随西方先进国家；尊重日本的国粹是寻求日本民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独立的思想前提；树立民族自信心，修改不平等条约，鼓吹对外扩张。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主张采取战争手段来达到民族独立。此外，陆羯南还提出了所谓的“国民”[19]（P235）国家。他认为，“国民”国家应该是“明治维新大破坏”之后构筑起来的一种国家存在形态。即以“国民”为主体的国家，既区别于藩阀政府掌握大权的君权绝对专制国家，又区别于人民主权的共和制国家。其“国民”国家论的思想内核是“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这种“国民”国家论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
    明治20年代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前，近代日本国家秩序的基础工程，即确立天皇的权力、建立作为天皇权力物质基础的皇室财产、建立保卫皇室免遭外界攻击的华族制度、开设内阁等实质性任务已经完成。由于“内阁制度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出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17]（P167）。因此，焦点一下子集中到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上来。早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1881年10月，天皇制政府终于被迫发表了以“将于明治23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完成朕之初愿”为内容的“国会开设之诏敕”[20]（P28）。此后，各政党团体以至于小的学术圈子，为了迎接国会开设日的到来，掀起了一股“私拟宪法”风潮。1886年10月24日，星亨、中江兆民等民权派志士发起并召开了全国志士恳亲大会，以“大同”和“团结”为口号和目标，实际是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后的再度兴起，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建自由民权体制，将政府准备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他们抱有的“国约宪法论”（即由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思想，与伊藤博文所代表的政府层面的制宪思想背道而驰，最终被1887年（明治20）的《保安条例》彻底镇压，大约有570名反政府运动家被逐出东京。但是，大同团结运动却刺激政府加快了制定宪法的脚步。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30日设置了宪法草案的审议机构--枢密院，亲自担任议长，紧接着将首相的宝座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制定宪法。黑田清隆首相则借用《保安条例》继续镇压大同团结运动，压制“私拟宪法”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