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文化冲击下的传统国家意识的变化
    随着明治政府的成立，天皇的权威与权力不断得到恢复。应该承认，它是在“黑船事件”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进而激发了建立统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时，而出现的一种恢复。天皇权力的恢复毁灭性地冲击了存在于百姓头脑中的将军意识，即国家权力握于幕府将军手中的传统国家意识崩溃。很显然，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政策也是对传统国家意识的强有力冲击。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将封建幕府视为忠诚对象的传统意识彻底崩溃，朱子学丧失了官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日本传统意识早在元禄（1688-1703）年间就受到了冲击。当时日本实学的兴起，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朱子学主张的自然的天道（物理）和人伦规范的人道（道理）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尤其是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开拓了日本人直接根据原著研究和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道路”[8]（P510）。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的第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这一知识分子群由30余人构成，于每月1日、16日两天集会，其人员有原幕府官僚，也有幕末洋学塾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开成所”的人居多）。机关刊物为1874年发行的《明六杂志》。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它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论依据。
    作为“明六社”主力成员的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西村茂树、森有礼等人，是曾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展开思想启蒙活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引进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虚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劝学篇》是阐述“新社会论”、“学问论”与“教育论”以及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名著。仅就学问而言，他认为能读“难字”、能读“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学问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可以将其放在次要地位。而“写信记账”、“打算盘”、“使用天平”等日用的“实学”[9]（P3）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指出：“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9]（P8）他不仅重视“理性”，而且还重视“技术”[10]（P27），也就是说，他的“实学”思想包括理论及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福泽谕吉的实学态度，恰好反映了作为日本近代之初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开化性”。这种“开化性”恰好成了“朱子学”的克星。
    其次，日本近代民族意识形成，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狭隘性”。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群除了具有的“开化性”外，他们还具有“狭隘的民族性”。理论上，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概念是指以民族、国家或国民的统一与独立发展为目标的思想或运动。但在社会实际发展中，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也各有差异。一般说来，民族主义以民族这个历史实体为基础。因其以民族权利为出发点，所以它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各国国民行动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激荡的世界史上，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推进现代化的强大意识形态。它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许多国家，为了实现产业化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它能推动确立必要的政治领导权。其二，民族主义是国际社会激烈变动和世界战争的诱因。它以国家利益优于个人权利为鼓噪手段，否定自由和人权，往往无视他国的民族主义，甚至会成为发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催化剂。
    在日本，如果按百年（所谓的“百年”，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长时段”[11]（P142-144）理论中的一般计量单位）为计量单位来考究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那以幕末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外部压力”为契机，“尊皇攘夷”表现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想萌芽。此后，“尊皇”所表现出的国体意识未变，但“攘夷”所表现出的对外意识却为“开国”意识所取代。两相作用下，近代之初完成了1868年的“王政复古”与建立了明治维新政权。但由于国权论处于优势地位，没能形成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结合的进步的民族主义，到昭和时期逐渐衍生出使天皇制法西斯合理化的超国家主义，给日本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民族主义重在发展经济，故被冠以经济民族主义之称，曾经起到推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作用。可见，百余年的历史证明，日本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开化性”决定其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他们“狭隘的民族性”正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消极意义。这两方面在福泽谕吉那里都有所表现。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竭力倡导文明开化，推动和促进了新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无疑其民族主义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关系上，他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导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点。并且，主张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从文明的角度论述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时，福泽谕吉对“贸易”与“战争”进行了分析，并强调“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12]（P174-175）诚然，被压迫民族发动的带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是无可非议的，具有进步意义。反之亦然。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力图伸张本国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发扬本国名誉的人称为爱国之民，其心称为爱国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取得本国的独立。所以爱国之心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12]（P175）紧接着，他又在论述中将“爱国心”和“自私心”等同起来。因此，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为宣传盅惑的工具，而走向民族自私的一面。
    幕末志士吉田松阴极力提倡“蓄养国力，割取朝鲜与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与中国”[13]（P7）的扩张思想。吉田松阴的思想准确地将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来。明治初年的“征韩”、“征台”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并初次显示了日本富于侵略的本性。而曾主张国家间平等的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其民族主义的扩张色彩逐渐浓厚。在1881年撰写的《时事小言》一书中，他将日本比喻为“石屋”，把朝鲜与中国比喻为“木造板屋”，在西洋诸国凭借武力向东洋迫近的大火蔓延之际，“日本应该凭借武力对其进行援助，保护并诱导之迅速模仿我国步入文明行列”[14]（P256）。进而在1885年的《脱亚论》中表明参与瓜分朝鲜、中国的野心。因此，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助力，其狭隘的民族性暴露无遗。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
    再次，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成。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的全面建设近代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的发展对策。这一切标志构建近代日本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成。“五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国策，鼓励新政权放弃幕府时代的“锁国政策”，规定了近代国家发展的内在理路。1871年12月12日，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50余人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出访的使命有以下几点：（1）“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2）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3）“视察欧亚各洲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15]（P161-162）。出访的益处在于：它使政府的领导人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和政治方向。在经济上，要将以英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移植到日本；在政治上，想要建立起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治政府主要力量都倾注在建立近代日本国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