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而言之，朱熹以天理论作为史学思想的基石，构筑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辨性极强的史学理论体系，宋代其他史学家们确实很难与之抗衡。实际上，正由于朱熹史学思想的这种思辨性强、有完整体系的特点，对后代产生了“震慑”作用，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人能打破这一理论体系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取代它。在评价朱熹史学思想时，这一点也必须予以重视。
    第三，朱熹史学思想对宋代学者的影响十分明显、对后世影响很大，这在宋代史学上很少见。朱熹门人撰有史著者大有人在：张洽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读通鉴长编事略》，廖德明有《春秋会要》，刘爚有《史稿》，曹彦约有《舆地纲目》，吴仁杰有《汉书刊误补遗》，陈宓有《春秋三传钞》、《续通鉴纲目》、《唐史赘疣》，赵汝谈有《通鉴》，王遇有《两汉博议》，郑可学有《春秋博议》、《三朝北盟举要》（注：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这里所举并非是朱熹门人所写的全部吏著，而是极小一部分。）；考证礼仪制度者，如李如圭《仪礼纲目》；文集中有史学内容者，如杜《粹裘集》，叶适序之“此文自经史诸子皆有论辩，学之博矣”；潘植“尤嗜史学，上下数千年，贯穿出入”；黄学皋亦“通经史，尤长《诗》、《书》、《春秋》”（注：均见《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这里所举并非是朱熹门人所写的全部吏著，而是极小一部分。），都可充分证明朱熹史学思想对其门人有深刻的影响，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门人都去治史呢？至于宋末的朱熹后学王应麟、黄震、王柏等人更是以博学著称，于史学尤为擅长，也可见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史学思想对宋代其他学者也有影响。如陈均“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端平初，时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书”（注：《宋元学案》卷49《晦翁学案下》。），端平初仅距朱熹去世34年，其成书应更早；黄仲炎撰《春秋通说》十二卷，“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注：宋慈抱：《两浙著述考》，“黄仲炎条”引《温州经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成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显然，朱熹“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影响不小。当然，这一史学思想仅是对学者起到影响，而不是对官修史书起到直接影响，这与元明清三代是不同的。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比合理因素更被后人重视。例如，朱熹的正统论，强烈的义理道德观念等等深受后人推崇，而有关“势”“机”的看法、史体互补的观点、注重实证的治史手段、功过不掩的人物评价方法等等，则很少有人重视。究其原因，大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朱熹史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即浓厚的理学气味，导致其史学思想中合理因素被人忽视。朱熹是宋代第一个以理学思想来完整地、全面地、深入地阐述史学思想的理论家，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史学思想的各个侧面，确实有不少地方比“纯粹的”史学家要深刻得多；而且，朱熹是个博通今古的大学者，他在建构史学思想体系时，有不少精彩的论述、精辟的见解。遗憾的是，由于朱熹力图以理阐史，从而使那些精彩而又精辟的见解淹没在“天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正是其理学思想笼罩下的史学思想的悲剧所在！事实上，人们（包括后代统治者及学者）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所涉及的朱熹史学思想，绝大部分人是从理学角度去加以认识的，强调的只是一些糟粕，而忽视了朱熹史学思想中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因此，这不能不说是与朱熹史学思想本身的局限性有关。
    其次，朱子后学对朱熹思想的推崇，主要是对他的理学思想顶膜礼拜，神化朱熹；而且，在没有创造出一种绝对超越朱熹历史哲学的理论、并构成一整套史学思想体系之前，是不可能推翻朱熹史学思想体系的。这里须解释两个概念：一是朱子学，是一种信奉和学习朱熹思想，并加以研究和传播的学问；二是朱子后学，是指信奉、学习、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人。应该看到，朱熹后学们由于各自的学识水平不同、所接受的朱熹思想的角度不同，因而他们对朱熹思想的阐述就不可能完全准确。如以朱门“嫡传”自居的黄幹曾对李燔说：“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师一生辛苦著书，以惠后学，光明炜焕，而诸生莫有能达其旨趣者，又复数年，传习益讹，先师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注：《勉斋集》卷5《与李敬子司直书》。）黄幹生于1152年，说此语应是1219年，距朱熹去世19年。他感觉到“诸生莫有能达其（朱熹）旨趣”，而仅仅十余年便“传习益讹”，这显然是指朱子后学对朱熹思想的解释有不符合朱熹原意的方面。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加以区别，则混淆了朱熹思想与朱子后学所宣扬的“朱熹思想”的差异，如此就不利于准确评价朱熹的史学思想。况且，从黄幹这个嫡传衣钵的弟子起，朱子后学们都是对朱熹的理学顶膜礼拜、神化朱熹，不敢越雷池一步，因循守旧，只能使朱子学逐步走向衰弱。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对朱熹思想进行过批判，但他们没有创造出一种绝对超越朱熹历史哲学的理论（仍局限于封建伦理观念中），也没构成一整套史学思想去取代朱熹的史学思想，因而朱熹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在朱子后学的推崇下仍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再次，封建帝王为巩固统治而对朱熹思想的利用，把朱熹圣人化；在史学思想方面强调的是朱熹的正统论、义理道德史观。众所周知，朱熹生前，其思想只是宋代理学中的一个派别，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况且他在晚年又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理学被斥为“伪学”，其思想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思想。朱熹去世后才解党禁，虽然其门人黄幹、李燔、李方子、陈淳、辅广等人坚持师说，但正如魏了翁在嘉定年间所言：“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型”（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6《论士大夫风俗》。），显然其影响也不算太大。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再要求，宋廷终于给周敦颐、两程赐谥号（朱熹则在嘉定二年赐曰：“文”），也就是肯定了程朱理学的合法地位。朱熹思想虽日益扩大着影响，但还远远不是“统治思想”。宋末元初，经过赵复、许衡等人的大力宣扬，朱熹理学思想始在北方地区传播；到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年），元朝中书省奏准科举“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注：孛术鲁种：《通制条格》卷5《科举》皇庆二年十月，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影印本，第8页。）；至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从此确立了程朱理学为官学的地位。朱熹史学思想在元代对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如杨维桢主张撰写史书应以“天理”、“道统”作根据来区别正统与否，认为只有道统所在，才是“治统之所在”（注：杨维祯：《正统辨》，载陶宗仪：《辍耕录》卷3。）；杨奂则认为正统之国必须“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注：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载苏天爵《元文类》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四库本，第395页。），才可长治久安。元人赵居信撰《蜀汉本末》是“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而此书前有一序（作者佚名），声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蜀汉本末》条。）；王惟贤著《春秋指要》，自序中表白：“本朱子直书善恶自见”（注：钱惟乔、钱大昕：《鄞县志》卷13《人物》，乾隆五十三年修，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第39页。），这些言论都可看出他们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不过，这些学者的理学色彩确实比较浓厚。值得提出，从当时情况来说，统治集团不但尊崇朱熹理学思想，而且也开始尊崇其史学思想。这可以从修宋辽金三史中来分析。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曾欲修辽、金两史，未成。逮至宋亡，仁宗延祐年间（1314至1320年）便提出修宋、辽、金三史，但孰为正统则众说纷纭，难于定夺；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总裁脱脱才确定各与正统，始定于一议，终于修成三史（注：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辽金三史》；另外参见《庚申外史上》；《元史》卷40《顺帝纪》、卷138《脱脱传》、卷182《欧阳玄传》等。）。在这场长时间的正统之争中，姚遂、杨维桢、危素、倪士毅、揭傒斯、王袆、杨奂等人都以朱熹的正统观点来立论，而王理、修端等人则主张应该平等对待三个王朝。从最后的结果看，脱脱不以某一姓王朝为正统而贬视另外两个王朝、以分别撰写一史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三史的撰写未受朱熹正统论束缚，但不能说没有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一定影响。如欧阳玄《进〈宋名〉表》明确表明：“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注：欧阳玄：《圭斋集》卷13《进〈宋史〉表》。），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官修《宋史》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