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道德治的盛衰标准
    元代历史观所折射出来的理学色彩还有很突出的一面，就是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治乱盛衰的历史标准。
    王道和德治是儒学古老的命题，早在孔子时就提出“为政以德”（注：《论语·为政》。）的政治构想，主张以道德标准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方针。从德治的要求出发，孔孟提倡推行“王道”，以德治国，以仁义治理天下。与王道相反，先秦法家提出了“霸道”的政治模式，即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王道、霸道的对立又与历史上的义、利之争互相联系。王霸和义利问题，在宋代有过激烈争论。北宋二程首先从理的角度上说明历史上王道、霸道的分别，南宋朱熹继承二程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三代以理与道治天下，人心合于仁义，因而是盛世；三代以后以法术治天下，人心为利欲所蔽，因而是衰世。当时的陈亮驳斥了朱熹的说法，他指出古今异道，今世不必法古，汉唐并非不如三代，并主张王霸兼用，义利并举。元代学者基本继承了朱熹的王道德治学说，在宋代史学总结“德政”治国、“礼义”兴邦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王道德治为标准考察历史的盛衰治乱，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王道德治对于治世兴邦的实质意义和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元代史学思想的王道德治理论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简单继承，它的思考与发展是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它是元初儒臣劝导元朝统治者改变蒙古时期多事武功、残酷杀掠政治方针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元代王道德治理论在理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的总结发展，也适应了元朝中期统治者重视“文治”的需要。
    元代王道德治的历史盛衰观包含若干内容。首先是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誉“王”毁“霸”。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之坦途，霸道是乱世的祸端。元初大儒许衡就是主张王道，极力批评排斥霸道的。他曾纵论春秋五霸相争历史，极言王道式微、霸道横行之弊端，然后他总结说：
    世之诋霸者，犹以尚功利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为，横斜曲直莫非祸端。先儒谓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注：《鲁斋遗书》卷八《子玉请复曹卫》。）
    只有王道德治才是达到盛世的唯一坦途。除此之外，“举皆荆棘”、“举皆祸端”。由此看出，他誉王毁霸、以王道为治世标准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认为，霸道这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不仅仅是追求功利，而是存在于国家政治中的方方面面，触处皆成祸端，因此单从功利角度去批评霸道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深责霸道，另一面则将王道德治抬高到至理至善的地位，他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注：《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诚敬之德是以感人，不用偿赐人而人自然相劝为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畏惧不敢为恶。”（注：《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按照他的说法，王道德治从感化入手，自可人心咸服，无往不胜了。许衡的这些思想成为元代史学从王道德治出发，总结历史盛衰经验的基调。
    元中期虞集主持编撰《经世大典》，他秉承朱学的王道思想，从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元朝统治者总结“德治”的历史经验；同时，他也尽力排斥霸道的政治影响，甚至认为：“霸代王而淳朴散，利胜义而诈伪生，其由来亦久矣。”（注：《经世大典·宪典·诈伪篇序录》。）把历史上民风世俗的败坏都归结于霸道政治模式的侵蚀。元末编修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欧阳玄在《进宋史表》中也明确表示了“先理崇德”的修史宗旨，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宋史》甚至不顾王安石新政为社会经济带来生机的历史事实，而全以朱熹崇道德、黜功利的观点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成绩，谴责王安石富国强兵之法只图功利，“躁迫强戾”，“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不合于三代“正其谊不谋其利”之王道（注：《宋史·王安石传》。）。
    元代后期著名的史学家苏天爵曾进一步阐述了王道德治的基本要求。他说；“有国家者，欲图安宁长久之治，必崇礼义廉耻之风，敷求硕儒，阐明正学，彰示好恶之公，作新观听之几，使人人知有礼义廉耻之实，不为奔竞侥幸之习，则风俗淳而善类兴，朝廷正而天下治。”（注：《滋溪文稿》卷八《静修先生刘公墓表》。）他承袭朱熹的观点，认为三代行王道，“故其政教行于天下，莫不身修而家齐，礼明而乐备”（注：《滋溪文稿》卷五《深源刘氏传家集序》。）；三代以后，治非正儒，王道渐微，汉唐数百年间，尽管也有名臣辅弼，但迷于“权谋功利之说”，因此“虽治弗善也”（注：《滋溪文稿》卷五《伊洛渊源录序》。）。元代史学根据当时社会崇儒重礼的需要，结合对前期几次失误的理财活动进行反省，从王道德治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因而具有某些独立的思想认识。但总的来说仍未摆脱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走出所谓“汉唐不如三代”这种历史退化论的误区。
    第二，突出“仁政”这一王道德治的核心。元代史臣、儒士针对蒙古统治者在长期征战中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等问题，为了帮助元朝统治者从征战杀掠的武功转移到施行德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上来，在提出王道德治的治乱标准时，突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元初大儒许衡首先借用《易大传》的内容，提出了“元”即“仁”的观点。《周易·乾卦·文言》在解释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有这么一段话：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元亨利贞”代表着“仁礼义正”四德，君子能行四德便可大吉。许衡巧妙地抓住了“元”与“仁”相配并称的关节点，用以阐述行仁政便得治世的思想。他说：
    仁为四德之长，元者善之长。前人训元为广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广大，安能爱敬？安能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仁与元俱包四德，而俱列并称，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