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1912-1920年间对国民性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思想见解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极富有代表性。这一时期也是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生成、发展的阶段以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李大钊所分析的国民性在今天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对于我们研究当今的社会问题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深刻的启示。
    一、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探索的几个阶段
    爱国主义思想推动着李大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思考和对国民性问题的积极探索。他思考和探索的目的在于寻找社会改造的途径，使中华民族得以全面复兴。李大钊对国民性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对国民性探索的起始阶段（1912-1915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通过对民国后政治的思考而引发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民国以后，政局变幻莫测，“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注：《李大钊文集》（上）2页，人民出版社，1984。），“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教育不克立收成效”（注：《李大钊文集》（上）3页，人民出版社，1984。）。为治者辄欲滥施其力，而“受治者亦弗知求所以对抗”（注：《李大钊文集》（上）97页，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李大钊认为，“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注：《李大钊文集》（上）40页，人民出版社，1984。），也就是说，民众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明确指出，“国民今日救国之责”，在于“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注：《李大钊文集》（上）123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正是在对民国后政局的思考中，认识到国民性与社会的关系。
    2.对国民性探索的初步深入阶段（1915-1917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受到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推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倡导“伦理革命”，探讨国民性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李大钊亦积极置身其中。1915年陈独秀提出：“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93页，三联书店，1984。）陈氏还认为，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感情为本位”，“虚文为本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99～100页，三联书店，1984。）。这些观点对李大钊探讨国民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文化反省意识，使得李大钊围绕着如何成为“立宪国民”这一课题展开理论上的分析思考，力图探寻由“专制国民”转变为“立宪国民”的途径。
    3.对国民性探索的进一步深入阶段（1917-1918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分析明显地受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启示。自1916年开始，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1917-1918年东西文化论战达到高潮。杜亚泉认为：“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济文明之穷者。”（注：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乃至国是丧失，乃至精神破产”，“迷乱现代之人心”（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针对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观点，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反击。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表现出彻底的自新精神，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中国“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东方亲子间之爱厚”；“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注：《李大钊文集》（上）558～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正是由于李大钊参加了东西方文化论战，在比较当中，他对国民性问题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4.对国民性探索的成熟阶段（1919-1920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加深了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寄希望于劳动阶级的觉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十分关注国民素质的提高。他曾说：“我们中国人贪惰成性，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注：《李大钊文集》（上）595～596页，人民出版社，1984。）言辞虽过于激烈，确是道出了一些中国人身上存在的明显弱点。1919年底和1920年初，李大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了道德变迁和近代思想变动的经济缘由，从而使他对国民性的探讨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标志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达到了成熟阶段。
    李大钊对国民性的探索是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这之中经历了两次转变，即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和由西方文化价值观到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特别是后一次转变，完成了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质的飞跃，从而使他对国民性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达到了新的深度。
    二、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
    在对国民性的讨论中，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们否认中国国民存在的弱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则在文化的比较中力图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笔锋尤为激烈。相比较而言，李大钊则较为温和且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剖析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1.英雄崇拜、贤人政治思想。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长期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向来思想保守，崇拜英雄、贤人整治天下。他指出：“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注：《李大钊文集》（上）1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又说：“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国民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其皇权思想、英雄崇拜意识根深蒂固，幻想贤君出世解民于水火。正是这样的民众文化心理，造成野心家、独裁者辈出：“神奸悍暴之夫，窃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崇拜英雄的心理，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袁世凯得以帝制自为。因此，杜绝专制主义统治，首先在于改造国民的落后文化心理，“各将盘营结寨，伏于其脑后‘神武’人物，一一戮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从而从根本上清除英雄崇拜意识，树立民众自我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