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它从文化心理上支配着国民性的发展。李大钊认为，孔子学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封建伦理使“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弱，国民思想力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注：《李大钊文集》（上）246页，人民出版社，1984。）。由于受到传统儒学伦理文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在伦理上“亲子间之爱厚”，“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护”（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传统文化之所以是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其经济上的基础。李大钊指出，孔门伦理不是其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而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7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论述说明，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因素，是形成“片面的义务的道德”的根源，它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改变。
    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前后侧重点有所不同。在1918年以前，李大钊集中从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认识国民性形成的原因；而在1918年以后，则主要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研究国民性的成因，并试图说明经济变革与国民性的关系，这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转变是相联系的。
    四、李大钊对改造国民性途径的探讨
    如何改造国民性是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课题。李大钊主张通过多种途径转变国民的落后文化心态，克服国民的劣根性，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李大钊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当李大钊还是民主主义者时，他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来改造国民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有利于促进中国国民意识的提高。他表示：“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注：《李大钊文集》（上）4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主张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共同认可--服从多数”的程序，就能既容纳少数人的意见，又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达到广泛性的民主和自由，使民众的自由在民主原则上得到完善和发展（注：拙作《李大钊早期自由观初探》，载《社会科学》，（沪），1991（7）。）。李大钊对西方资产阶级平等观也深表赞同，认为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每个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发展个性，享有权利。李大钊还主张中国国民接受西方的博爱观，以达到人伦关系的普遍和谐，并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注：《李大钊文集》（上）192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极力主张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从而在社会普遍推行“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注：《李大钊文集》（下）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李大钊主张适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第二，推行社会性的教育。李大钊非常强调教育在改造国民性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希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注：《李大钊文集》（上）43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把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认为国民性之改造“唯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注：《李大钊文集》（上）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作为青年学生，尤应“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字，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为适应改造国民性的需要，“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注：《李大钊文集》（上）633页，人民出版社，1984。）。主张在劳工聚集的地方，设立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适应劳动阶级受教育的需要。李大钊特别主张“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注：《李大钊文集》（上）6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促成下层民众素质的提高。
    第三，民众的自我觉悟。在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问题上，李大钊尤为注意民众自我改造途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国民性的改造离不开国民自身积极性的发挥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要求国民“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认为“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全体国民应该“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早期李大钊还尤其强调国民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加强内在的修养功夫，要求国民“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注：《李大钊文集》（上）3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养成循礼守法之风习。为了促成民众的觉醒，李大钊还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4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这些论述说明，只有全社会民众具有自省的意识和内在的改变习性的要求，才能使国民性的改造取得效果。
    第四，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早期李大钊主张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来改变中国的专制传统，尤其是要制定宪法来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说：“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治虽已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苟宪法无明文为之保障，则其他之学说思想，恐不能各如其量以传播于教坛学圃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就必须制定贯彻民主政治精神之宪法，以防“萌芽专制之宪法”，“束制民彝之宪法”，“野心家利用之宪法”（注：《李大钊文集》（上）258～259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他进一步阐述了从制度入手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如他在论及改变轻视妇女的恶习时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制的社会制度。”（注：《李大钊文集》（上）6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思想意识改变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注：《李大钊文集》（下）37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说，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是促进国民思想意识、文化心理、行为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李大钊对国民性的认识是他寻求社会改造途径的积极探索，是他的思想体系中极为有价值的部分。今天，研究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深化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揭示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