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研究曾经历了从冷落到恢复兴起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这曲折的经历中，也可看到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摆脱“左”的禁锢，拓展研究层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
    一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像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另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版）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会史的内容。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辑的《社会史料丛编》4册（北平研究院1935 年版）和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 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对社会史研究起着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广大史学工作者盼望能在新的研究领域里有所树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诸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对于考察社会心态、人们生活方式等这些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课题，则相对显得冷落了。如果说，人们开初冷落社会史，是被讨论的热点所吸引，努力使史学研究靠近现实，那么政治上“左”的思潮的蔓延，使得人们害怕乃至不得不加以疏远了。尽管如此，在50到60年代初，仍有一些学者在有关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像1950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 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马起：《婚姻和家庭在历史上的演变》（《东北人大学报》1956年第6期），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 期）， 于省吾：《岁、 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1963年），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 年），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等。另如吴晗在《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 年版）和《学习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里，也收录了有关中国古代习俗、服饰这样的短文。及至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像上面列举的著述，在大陆也再难见到了。社会史研究处于一片荒漠。
    二
    中国大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与打倒“四人帮”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出现的，但真正形成规模，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则从1986年10月召开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开始的。那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几个单位牵头，共同倡议举办的，主要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既是一种顺应学术潮流、对业经唤起研究热忱的学者们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间，把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以后，《历史研究》等刊物、出版社纷纷组织稿子，推出作品。1992年9月， 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使学者们更有一个正规的定期讨论、互通信息的场所。总计这十多年来，虽然时间不长，可在社会史研究中，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一支队伍和一些研究点。根据近十年来每年发表的文章和历届参加社会史年会的成员进行统计，目前经常参与社会史研究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人。此外，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和人数相对稳定的研究点或研究组室。
    （二）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自1986年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社会史讨论后，便以不同题目相继在南京、成都、沈阳、西安、重庆、苏州召开了第二至第七届年会，其中南京会议除继续探讨社会史理论问题外，还就中国古代的士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交换了看法，以后依次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区域社会比较”、“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所，也分别举办过以社会史为内容的学术会议。1995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还共同发起以“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为题的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小型学术活动更是不断：像199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研讨会，1998年11月召开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研讨会。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等单位组成的“华南地域研究会”，则以研究华南地区为主，举办了多次含有社会史内容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会。此外，由台湾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出资赞助、开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彭炳进学术讲座”，业已进行了两个专题，共14讲，第一个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第二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据主持该讲座的冯尔康教授言，他们选择题目的意向，就是为了提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活跃学术空气。
    （三）研究成果可观。有了队伍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就必然要在成果上得到体现。很多出版社对组织出版社会史书籍给予热情的关注，竞相推出丛书、套书。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文库”，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史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江湖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代生活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承担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套书。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起到1998年的近20年中，共出版有关社会史书籍121 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通俗性“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未包括在内），具体情况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