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野调查，我国在50年代以及后来的70年代都有人做过，如武训、宋景诗历史调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史实调查，后来为配合批孔、批《水浒》，也有过一系列调查。但由于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某种政治活动，或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以致今天看来，多数成果很难说具有科学价值，有的甚至流为笑柄。在社会史研究中，有许多课题因文献资料不足或记载不详，常常需要求助于田野调查，如秘密结社方式、宗族组织、两姓械斗、民间会社和民间信仰等。还有像牵涉家庭内部的生育、溺婴、夫妻和婆媳关系，通过查访也能得到新的内容。
    自80年代起，我国社会史工作者对开展田野调查给予极大的关注，先后有不少人投身其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像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香港大学同仁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对华北庙会的研究。另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都各有田野调查的经历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组建社会史研究室后，也开展了一些田野调查，1996年，该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随后，郭松义和定宜庄以清代辽东移民为题，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为了使调查能取得效果，他们于出访前先进行文献资料准备，又参考国外学者有关田野调查问卷详目和厦门大学闽南农村调查时的问卷，设计了辽东民间调查问卷。从1998年起，他们曾多次深入城镇农村，走访了盖州、海城、营口、法库、铁岭、开原等6个县市、数十个乡镇和村庄， 访谈人数超过200人。到过次数最多的是盖州市，共18个乡镇和30多个村子。通过实地调查，不但证实和丰富了文献记载，许多地方还有新的发现，其中包括新的文字资料，如藏于各家的家谱、谱单，散落于山间、村头的碑刻等，可说每次有心得，每次有新的实物收获。
    至于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构成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存在的。我国上古史中有关炎黄尧舜和大禹的传说，就是通过一代代口述传承记录下来的，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也是一部口述史。直到现代，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祖辈的口述或用唱歌的方式，保存、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现代化录音手段的出现，使得口述更能得到完整无误的记录和科学的验证。在口述史方面，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称得上是在社会史领域用口述来互证史实的最新成果。据著者自称：她作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采访，了解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口述在提供诸如满族的民族意识、以往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等很多方面充实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还有如身为满族，祖辈以来却从不是旗人，这也是在文献资料中难以知晓的。
    三
    中国大陆社会史的复兴，固然与国内的政治变革，以及世界的学术走向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适应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一）扩大了研究视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由于长期受到禁闭，很多人已对它感到陌生，特别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说的是阶级斗争，写的也是阶级斗争史，把本来是丰富多采的历史研究空间，变得越来越窄，思路越来越僵化。所以当社会史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次亮相，人们的眼睛似乎突然一亮，好像在学术的殿堂里又打开一扇门，把过去遭到唾弃、被忽视的宝藏，一下子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原来周围有如此众多的题目等待去发掘研究。在这里，关乎一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固然需要我们用新角度再作审视；还有许多看来是琐屑细小、却与百姓的生活、生存环境汲汲相连的饮食、服饰、住房、交通、文娱，以及婚丧节令、人际交流、心态感情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总而言之，社会史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同时唤起了人们的研究热情。
    （二）透过历史，关注现实。现在我们鄙弃影射史学，反对用历史简单的比附现实。但了解或研究过去，总不是只为研究而研究。事实上，以往和今天，传统和现实，都是互相连通的。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的看待历史，突出以人为基本剖析对象，就所及内容和选择的题目，总的说来较之过去强调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等等，似乎更贴近于大众，更能赢得人们的心声，而我国目前面临的转型时期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追根溯源之后，常常会发现，很多方面与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有所牵连。比如近年来各地相继破获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与各色会道门组织，有不少就是以往地下会社的沉渣泛起，或有着某种思想传承关系；又比如有的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起，也可以隐约地从历史上家族组织见到这样那样的干连。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更会引发人们对往昔的回想，考究一下是什么样水土与社会条件，才萌发、滋养了如许这般风尚，而这些风尚的因革相沿、代代传承中，究竟哪些是属于应该抛弃的敝俗，哪些则应加以继承发扬，这都需要研究者作出解释。当然，社会史的内容并不限于这一些，但是这种接近生活的研究，无疑缩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使史学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解。
    （三）多学科相互渗透。在当前的学术趋向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所谓学科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即研究方法的渗透。社会史因其所选择的不少题目需要兼晓当代许多学科知识，反映在吸收借鉴上更显出其急切性。比如研究婚姻家庭史，在划分婚姻形态、考察家庭结构中，必须求助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和方法；要分析结婚率、离婚率，以及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等等，无疑得从人口统计学中得到启示。此外，婚姻家庭史还牵涉到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学科，甚至还与法学和医学等学科有关。没有现代环保卫生方面的常识，便很难做好历史上的环境、疾疫和死亡一类的题目。现在有的学者准备做我国历史上灾害及其防止这样的题目，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要做好它，光靠传统的史学知识和方法，显然是不够了，必须注意吸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学、气象学、地震学，以及水文和预防医学等知识，使成果更具现代感，更方便人们的应用。
    前述1993年初，我们在北京开过一个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小型讨论会，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生育、死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特别邀请了人口学、地理学、民族学和医学专家与会，在相互交流中，大家均觉得益匪浅。会后集辑出版了一个论文集，从得到的反应表明，学者们对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后来1998年，我们召开婚姻、家庭和人口行为的研讨会，又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专家，除了围绕专题发言外，还专门就各学科方法和相互借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这种或那种系本学科所专有，问题是如何借鉴各学科所长，更好地作好自己的研究。我想，这位先生的话，并不是要抹煞每个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传统的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每个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目前，比如我们提到过的一些社会史课题，只靠这个基本功确实显得不够了。从这一点来看，那位先生所表达的意见，多少反映了今天和今后学术研究的动向。
    至于社会史研究中将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引入史学领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更新和补充，同时增加了社会史研究的魅力。很多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钟情于社会史，除了因为它所触及的范围、可供选择的课题广阔，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更能摆脱传统，迎接挑战，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