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好同恶异、缺乏主见的文化心理。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表现出好同恶异的心理排他性，缺乏个性平等、思想自由的习惯。他指出，中国国民具有趋同众众、好同恶异的文化心理，“民间持论之态，每易昧于商权之旨，好为抹杀之辞。未尽询谋之诚，遂下彖定之语”（注：《李大钊文集》（上）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对于新异言论，辄加排拒，是以“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结果是新思想被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推残和扼杀。李大钊对民众意识的排他性深感痛心，认为：“其群之对于言论之虐，其视专制之一人为何如！”（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认为，好同恶异的文化性格有害于真理的产生和新思想的传播，“社会言论，对于异说加以距辟，无论其说之本非邪说淫辞，真理以是而隐，不得与天下后世共见，其害滋甚”（注：《李大钊文集》（上）170～17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主张国民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具有宽容大度的个性，对他人的学说思想“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民众表现出的心理排他性，是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结果，也是国民长期“宗其模式”、缺乏自主的表现。
    3.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的处事方式。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中，李大钊对国民的处事方式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性作用，不见理性作用。李大钊认为，国民以感情为用，国事有败而无成，交际褊浅而意气用事。同时李大钊还指出：“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民间没有法制的传统，国民崇信腕力，“任力而不任法”，以法律释其争端并未成为社会化的思想意识。且不谈普遍民众，“而秩及议士，位在军枢者，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84。）。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和政治封闭状态的必然产物。李大钊说：“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注：《李大钊文集》（上）661页，人民出版社，1984。）
    4.过度的物质奢求和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人生活上的奢求是一个通病，“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且不论达官显贵，即使“一介书生，跻身荣显，遂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欲沾其余润，分其余荣”（注：《李大钊文集》（上）462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反映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讲排场、图虚荣的心态。这种过度的生活奢求和物质的欲望滋生了“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李大钊在指出中国国民物质上奢求欲望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社会国民崇拜权力以及对统治者敬畏而产生的，是帝王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延伸。李大钊指出：“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即使受到现代知识教育的青年也不例外，“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讨无聊之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上）4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在李大钊看来，官本位意识深藏在国民的心理之中，导致社会的腐败。
    5.家族主义观念和压抑个性发展的习惯势力。李大钊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以家族为本位，“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甚，于是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注：《李大钊文集》（上）1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家族制度影响尤甚者在婚姻制度，形成一种阻止婚姻自由的社会氛围，对于寻求自由恋爱的“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注：《李大钊文集》（上）45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家族繁衍，“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大家族制度使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说“礼教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女子应该做男子的“内助”，专管“阃以内”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对大家族制度的危害作了科学的分析：“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下，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下）182～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指出了大家族制度压抑个性的本质。
    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国民缺乏法制思想、民治（国民政治）思想、自由思想的实情，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批判封建制度、倡导民主方面的建树，也反映出李大钊在研究中国国情方面的卓识，这对于唤起知识界认识国民性的弱点，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
    国民性是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更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李大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对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之中专制政治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李大钊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英雄抬到神的地位，足以使民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它使国家和民族行将“自腐”而不能“与世争存”（注：《李大钊文集》（上）167页，人民出版社，1984。）。正是在专制政治的统治下，中国国民“膜拜释、耶、孔外，不复和尚有国民之新生命；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扼杀了民众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国民“不知不识，安之若命”，“自贬以奉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李大钊总结道：“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娼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总之，“是皆专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说明，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恶习而导致国民心理的落后性，而不是民众与生俱来的弱点。
    其二，小农经济结构的影响。国民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李大钊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已朦胧地注意到物质的、经济的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他指出：“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势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注：《李大钊文集》（上）5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思想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如关于家庭制度，李大钊指出：“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进入工商业时代，工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遂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注：《李大钊文集》（下）147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治、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82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势在必然。这就是说，国民性根植于大家族制度，受到农业经济方式的制约，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国民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