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的追求， 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运用秘密交易、威胁、武力等与“实力政治”有关的手段来成功地促进它们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非道德的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与美国人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例外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说的那样，在1947年要赢得公众支持向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来“竭力吓唬美国人”。威廉·富布赖特曾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讨论理想，却很少描述它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它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9]因此， 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一）意识形态因素
    纵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外援助，我们不难发现， 美苏双方不仅仅把对外援助当成一种外交手段、一种外交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思想，通过对外援助双方在受援地区推行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是当时国际局势的主流，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就是针对这个主流形势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而言，美苏双方对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避免了发生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可能。双方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发展各自的军备力量、向第三国提供对外经济援助为依托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则尤为突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他提出了“输出革命保卫苏联”的理论。同样在20世纪40-50年代，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都满怀憧憬，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归功于苏联将士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英勇战斗，另一反面也得益于各国左派组织的大力宣传以及苏联以“对外援助”为依托而向国外“输出革命思想”。为了应对苏联，美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集中在西欧，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 这主要是由于战后初期美苏双方都极力争夺欧洲的结果，毕竟欧洲是资本主义（有人把它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才能做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坍塌，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对东亚、东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的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当然我们要了解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和对亚洲的援助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美国对这两个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并不违背美国对外战略的主旨。欧洲是美国经济、军事盟友和美国文化能够认同的地区，并且欧洲的工业基础要优于亚洲。美国对亚洲的援助明显体现了它输出以“自由、民主”为先锋的“自由制度”的思想。亚洲存在着“东亚封贡体系”和“伊斯兰世界”两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美国力图通过对外援助这种方式，利用美国强大的“软权力”来重新塑造亚洲。这一意图在后冷战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二）文化因素
    分析美国国内价值取向因素，我们必须从文化入手。 在美国所谓的主流文化--“瓦斯普”（WASP）价值观，实际上就是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作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新教神学，源于北美殖民时期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其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即清教教义--预定论的使命观，这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它是美国外交领域内各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无论大陆扩张时期的“天定命运”说、海外扩张时期的“新天定命运”论，还是冷战时期的“承担义务”论，还是冷战后的“领导使命”论，都没有偏离这种宗教情结，当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偏离这一轨道。
    美国人的这种宗教情结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诚如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所指出的，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10]正是由于这种基督教情结，导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一种传教士精神，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上帝赐予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上帝为人类在人间塑造的“基督之城”（The City of Christ），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自然也就担当起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