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浩如烟海”赞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尚书》则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典籍。它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到春秋之时的为政大事和旨要，可以算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说中华民族的文明悠久，《尚书》所载便是这悠久文明之始；说我国的传统文化辉煌，《尚书》便是这辉煌文化的开源。
    《尚书》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地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经过了大思想家孔子的光顾。在孔子光顾以前，它是存放于官府的尘封故档；在孔子光顾之后，原来的尘封故档经过整理编次，遂列为六艺之一，成为学子必修的课程，是社会领袖以及政治家、思想家的为政典范。
    不幸的是，这部光辉典籍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遭到了秦始皇的严厉禁毁，几乎销亡。秦亡之后，虽得秦博士伏生传授，但劫难之余已是残缺不完，仅保存下来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内容属夏代及其以前之书者四篇，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属商人之书者五篇，为《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西周包括春秋之文者十九篇，为《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尽管伏生传留下来的这二十八篇文献，并非原来《尚书》的全貌，但先圣开创文明的举措以及三代哲人为政治要的大纲，还是保存下来了。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之光照耀世界的人类文明遗产。
    然而自汉代以后，对《尚书》的传治虽代不乏人，但由于汉代惑于五行灾异，六朝以后又受《伪古文尚书》扰乱，真伪掺杂，则《尚书》之精义隐晦丧失就自属难免了。逮清代学人，虽用力超于前人，但缺点是注意于文字的训诂考证，而对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却很不够。本世纪以来，因为疑古风兴，于是目《尚书》为战国之物者有之，甚或指为秦以后产生的作品之说亦接踵而出，更使《尚书》蒙尘而治者寥然。虽间或有人问津，但要旨精义的阐明就更艰难了。
    王国维曾说过：“于《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1〕以王氏学问之搏大， 对《尚书》尚且有如此之慨叹。那么，在当前为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要阐明这部古奥难懂、佶屈聱牙之典籍，揭示其精义的大任，将落于谁人之身呢？
    十年前，我曾耳闻到一个消息，说于省吾先生说：“九十岁以前暂不动《尚书》，九十岁以后专力攻治《尚书》。”于省吾先生是名扬中外的学者、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其《泽螺居诗经新证》一书，于《诗经》文字、成语、诗义的阐明，实使三千年之诗复增光辉。所以，彼时我听到于老将治《尚书》一事，曾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专俟书成。遗憾，于老于九十之年不幸作古，让我惘然失望。
    其后，又聆知一消息：我师金景芳先生于1989年（时年八十有八）在完成并出版《周易全解》一书之后，亦以攻治《尚书》，整理这部最古奥、最艰涩的典籍，阐明其精义为己任；也要在九十岁之年致力于斯，把其一生积累的学识献给当代、传遗后人。1991年在先生九十华诞席上，我见先生虽耄耋遐龄，但意气不衰；虽苍颜白发，但精神有加。可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觉暗暗庆幸，天赐先生高寿，必能使《尚书》精义光辉于今朝。又两年之后，金老与其助手吕绍纲先生合著之《〈尚书·虞夏书〉新解》书稿便告成功，并于1996年6月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
    《尚书·虞夏书》是指《尚书》中的前四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其中，《尧典》记载的是尧舜治理天下和尧舜禅让之事，《皋陶谟》记载的是皋陶同禹在舜前谋划讨论为政之事。这两篇文献载记的资料，据说是舜当天下时掌史事者所录，舜为有虞氏，故后人称之为《虞书》。《禹贡》记载的是禹平治水土划天下为九州及任土作贡之事，《甘誓》是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文。夏后启是禹子，他凭借其父禹平治水土的功业和影响，破坏了禅让制而把公天下变为传子制的家天下，从而建立了夏王朝。所以关于禹启的事情，当是夏代史官所传录，故传史事者称《禹贡》、《甘誓》为《夏书》，并将其与《尧典》、《皋陶谟》合起来总称之为《虞夏书》。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这是说孔子编次《尚书》是以《尧典》作中国信史的开篇。然而金景芳先生通过对古史的全面研究后，则认为孔子列《尧典》为《尚书》首篇取义远非仅此，而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并指出：“孔子‘论次’《尚书》取《尧典》作第一篇，尧以前事不取，还有更深一层意义。从《尧典》的内容看，有三项是主要的，一是制历，二是选贤，三是命官。而第一项制历是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是尧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