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教育的关注始于间接干预。1801年，罗伯特·皮尔在下院提出了《学徒工健康与道德法案》，责成厂方为童工开设读书识字班；从教区牧师和法官中选派工厂视察员，有权随时入厂察看并对违法的老板课以罚金。这是从自由放任走向国家干预的开端。（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1页。）1833年，英国政府通过阿什利提出的《工厂法》对童工的劳动时间进行限制，规定不得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9-13岁的童工每天劳动不超过8小时，13-18岁不超过10小时。（注：James A.Williamson,The Evolution of England：a Commentary on the Facts,Oxford,1952,p.397.）该法规定，在工厂内劳动的儿童每天应在工作时间内拿出2小时来接受义务教育，学习初步的读写算和宗教知识， 也要接受培养勤奋习惯的道德教育，工厂主雇用的童工必须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违者就要受到处罚，工厂主从每个童工的周薪中扣出1便士给教师付酬。因此， 一些工厂主设立了工厂学校，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1833年法案最明显的优点在于国家开始将监督制度化，这是社会福利发展新方向的开端。（注：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A Shorten History of England,Baliti-more,1963,p.477.）1844年工厂法进一步规定，童工必须交出上学证明，并把13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降至6.5小时，8-13岁的童工每周必须在校学习6个半天或3整天，否则雇主不得使用童工。1846年的工厂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这种强制性要求工厂主必须遵守法律，而对父母来说，他们如果不让自己14岁以下的孩子同时接受初等教育，就不能送孩子进入受监督的工厂做工。1867年工厂法将上述条款的执行范围从纺织行业扩大到所有工厂，把20多万童工拦在工厂门外。6岁、7岁、8 岁的儿童“早晨6点到晚上6点一直留在纱厂里站着做工，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然后还要学习得很好，这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事。事实证明情况正是这样，因而很多儿童成了身材矮小、智力不高的人，有些儿童还成了畸形人。白天的工作和晚上的教育都使他们感到十分厌烦，以致不断有许多儿童逃跑。”（注：马里厄斯·B.詹森和劳伦斯·斯通：《日本和英国的教育与现代化》，引自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340页。）可见，这些工厂学校的效果并不明显。限制童工就业应该说是一项社会进步，但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致使大量儿童流落街头，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既然民办教育不能顾及这些儿童，政府就应该发展公立教育，普及初等教育，而不能坐视不顾儿童沦落街头，成为罪犯。
    国家干预的缺失带来教学内容的落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中等教育机构主要有文法学校、公学、私立中学三类。公学和文法学校与初等学校是互不衔接、互不相干的两种体系。贫民子弟只能入初等学校，很少有人能进入公学和文法学校。贵族子弟根本不进初等学校而直接进入公学和文法学校。人们对英国当时双轨学制中教育缺陷提出了批评：公学“忽视科学”、“敌视工商业”，培养出来的政治领导人视高等教育为少数人的禁区，对机械工艺知识持蔑视态度，无法培养未来的企业家；至于文法学校，人们批评它只能培养出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双手的人。
    直到19世纪初，英国高等教育还为牛津、剑桥两校所垄断。从职能到结构，从课程到招生政策，这两所古老的大学跟12世纪和13世纪初它们刚诞生时没有什么两样，其特点是偏狭、保守、排外、封闭。高等教育还重质量、轻数量，认为高等学校贵在精而不在多，量多必滥。牛津和剑桥的大门只向国教徒开放；任何不信奉国教者严禁毕业。当时，许多有科学思想的英国人都是不信奉国教者，或者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因而他们往往被拒之于高等学府大门之外。英国高等教育重文法，轻理工；重研究，轻实用；重政治，轻工商。由于没有实用学科的支撑，大学与其说是让每个人每年赚一千英镑的地方，不如说是让人浪费一千英镑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去试图论证18世纪英国的文法学校所提供的古典知识和文学的教育，或者18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那种保守和懒散的气氛与英国的经济起飞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有人想这样做，那就难办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决不是地主贵族的古典课程。……在苏格兰盛行一种更合理和更实用的教育制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从那里逐步外流的人才向英格兰输送了它所需要的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工业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受过英国古典的绅士式的教育。”（注：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1948,p.16.）直到“新大学运动”中1836年伦敦大学成立，才标志着教会大学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在英国逐渐消失。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阿什顿强调科学和工业的结合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杨豫：《英国工业革命与民众文化水平》，载《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工业革命时期，教育活动与技术发明之间存在联系，“但这并不能证明是科学知识直接带来了新技术的发展。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构成工业革命的许多重大发展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结果，而是许多匠师在生产实践中点点滴滴的、但不断改进的结果。”（注：A.E.Musson and E.Robinson,“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in Julian Hoppit and E.A.Wrigley ed.,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vol.3,Oxford,1994,p.194.）18世纪后期，大多数制造业人士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知识。（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吴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3页。）那些为英国带来巨大荣誉的发明家们，大多未受过正规的技术教育，不管是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还是发明火车的斯蒂文森都是如此。工业化的发展大大扩大了对有文化的工人阶级的需要，如果文化不够，技术教育也会跟不上。于是，较高的教育就成为职业性技能的更广泛的需要。（注：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