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时期，生产中的大多数职业所要求的认知技能水平并不很高。“英国的早期工业化并没有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投资。”（注：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页。）在生产过程中，雇主更重视的倒是劳动者是否具有“合适”的个性品质，如能否遵章守则，能否服从命令，能不能将企业规范、准则内化，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注：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任宝祥，任钟印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574、577、589页。）主日学校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汉纳·莫尔指出，兴办主日学校的目的“是为下层阶级提供训练，帮助他们养成适应工业社会的习惯”。在苏格兰为贫苦儿童设立的一间学校声称其目标“旨在改造爱丁堡被忽视了的赤贫儿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普通的基督徒教育，训练他们，使之具有一贯勤奋的习惯，使之能够挣得自己正直诚实的生活，忠于生活职责。”（注：John Belchem,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orking Class：the EnglishExperience,1750-1900,Vermont 1991,p.146.）有些工厂主将教育水平作为筛选劳动者的主要标准，并不是为了衡量劳动者的认知水平，而是为了鉴定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品质。1839年负责教育事务的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认为教育是“把劳动人民提升成一个新种族的手段--让他们受人尊重、快乐、勤劳、忠诚、平和以及有宗教感”。（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2、344-345页。）学校是培养个性品质的重要地方，学校具有社会化功能，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不同职业所需要的不同个性品质。
    教育问题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人们在思考国家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在1776年斯密就呼吁：“国家即使由下级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这教育仍值得国家注意，使下级人民不至陷于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少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他们各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可能得到法律上、长上的尊敬，因而他们就更加尊敬那些长上。对于旨在煽动或闹派别的利己性质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根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细；因此，反对政府政策的放恣或不必要的论调，就愈加不能欺惑他们了。”（注：G.M.Trevelyan,English Social History：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London,1946,p.518.）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也写道：“我们已经在穷人身上挥霍了大量金钱，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些金钱却常常加深了他们的苦难。但在对他们的教育中，在传播跟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事实方面，我们却做得可悲地不足。而这些工作也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唯一能够改善他们的状况，使他们成为比较幸福、比较安定的臣民的途径。”为普通百姓提供教育是国家的权利与职责。只是到了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政治家才大张旗鼓地说：“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注：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任宝祥，任钟印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574、577、589页。）但是，完善的教育体制远未建立，人们奉行的是自由放任原则，仍然缺少国家的直接干预。
    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1833年8月17日，下院以50票对26票通过如下议案：“此项拨款，不超过20000英镑，蒙陛下恩准， 拨出以助个人捐款，为大不列颠贫苦阶级儿童之教育修建学校校舍。1834年3月31 日上述款额拨出交付，无额外酬金或任何扣除。”（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2、344-345页。）从此，议会开始拨款补助教育事业，拨款逐年增加，1839年增加到30000英镑。（注：Asa Briggs,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1983,p.196.）议会开始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国家以这种方式逐渐涉足教育事务。随后人们便认识到，“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必须通过提高个人的智力来弥补我们在教育上的无足轻重。”（注：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67页。）1870年颁布的教育法在工业革命的历史上可谓姗姗来迟。在1870年教育法通过时，它的提案人福斯特对下院说了这番话：“我们决不能再拖延下去。我国的工业繁荣取决于我们迅速发展初等教育。如果没有初等教育，为艺匠提供的技术教育就缺少基础，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我们的许多工人从未受过任何教育--绝大多数也是非熟练工人，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即使他们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们也将在世界的竞争中落伍。同样，迅速发展初等教育还关系到我国立宪制安全有效的运转。英明的议会最近已经决定，英格兰未来将由民众政府来统治。一些人相信，我们不能等到人民受教育后才赋予他们政治权力，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我们要这样等待，我们已经等待得够久了。但既然现在我们给人民以政治权力，我们就不能再拖延他们应受的教育。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需要解决，而这些无知的选民是无力回答，无力解决的。迅速发展教育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强盛。”（注：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Routledge,1991,p.172.）这种姗姗来迟的行动是国家干预全国教育的开始，直到1944 年才建立起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的体制。（26）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市场经济的活动为基础，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是指国家不为某个特定集团设定独特地位，让经济要素尽可能自发地发挥作用。国家在权衡有效分配资源和鼓励经济发展所有办法之后，才执行自由放任政策。适度干预是对自由放任这个准则的修正，是权力与权利博弈的结果。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纠正自由放任所带来的问题。
    注释：
    ⑨徐汝玲主编：《外国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