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公正无私的，短暂的，尽管一时辉煌，终将谢落；永恒的，尽管一时黯淡，终将重光。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50年代后被误解、遭冷落，80年代后又重新为世人所知的柳诒徵先生，即是明显的例子。
    柳诒徵（字翼谋，号劬堂），1880年（清光绪五年）生于江苏丹徒县。父柳泉，以授徒为业。1885年柳泉病故，母鲍氏带着一子一女，寄居娘家。亲友和慈善机关每月接济他们银元2块、铜钱2000文。 鲍氏为人缝纫，贴补家用，生活艰辛，三口人经常只有一块红腐乳，赖以下饭。
    柳先生在回忆幼年学习情景时说：“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后柳先生考中秀才，当了教师。 1900年，他到南京的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当时缪荃孙主持局务， 在缪荃孙的教诲下，柳先生学业大为精进，尤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开拓了道路。
    1902年，柳先生随缪荃孙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虽只两个月，使他大开眼界，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开发民智的重要，知道了如何兴办新式学校。回国后，他一面编纂教科书，一面创办中小学校，还曾在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兼课。1911年，任镇江中学校长。1912至1926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1927年至193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后改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二十几年中著作甚多。
    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柳先生选择了安全地带，储存好图书馆的善本、丛书、方志后，漂泊异乡。1938年，他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猝然中风。病后，赴兴化竹泓港暂住。1942年，赴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嗣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年过花甲，著述不倦。抗日战争胜利后，柳先生返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四方奔走收回旧藏，损失者只十分之一。1947年，兼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年近古稀后，他申请退休获准，迁居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1951年，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柳先生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参加策划、共同商讨，该馆迅速成立。1956年2月3日，柳先生与世长辞。今上海图书馆已驰名中外，“可以慰先生于九泉。”
    二
    柳先生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
    （一）开创未来的历史教本--《历代史略》。
    清末，新式学校普遍设立，急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供课堂教学之用。柳先生的治史生涯，就是从编写教科书开始的。他编写了多种历史教材（如《中国教师史》、《中国商业史》等），其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为《历史史略》。
    柳先生认为：“断代为史，不能贯串古今，观会其通。”“宋司马光作《通鉴》、袁枢作《纪事本未》、郑樵作《通志》，始足萃诸史之精、酌因革之道。然三书卷册浩繁未易卒读，后之续者或几倍之，该专门之学，非教科之用。”为了使学生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要，他反复思考，决定“本《通鉴》、《通志》之意，仿纪事本末之体，略采正史，析其条理，以为历史初级。”这就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本位，分卷、篇、章、节叙述。《历史史略》不采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而采用了近代西方盛行的新的章节体，编排合理，脉络清晰，适于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便于初学。
    柳先生所说“本《通志》之意”，还有更深的考虑。《通志》精华是礼、职官……昆虫草木等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柳先生深知《通志》的会通原则以及注重历代学术思想、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精神，在《历代史略》中开辟“礼俗及文字”、“教育与学派”、“文学与宗教”、“制度之沿革”等篇章，专题叙述，突出要点，将其源流变化，讲得十分清楚。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分封立国众多，学术流派纷呈，典章制度复杂，如何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这些现象呢？柳先生在《历代史略》中编制了“历代兴亡禅代图”、“五代列国世系”、“宋儒传授图”、“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元明官制沿革表”，以及各朝世系诸帝在位年数等图表，附于有关的章节之后，并在各图表中，运用不同的符号说明不同的情况，一目了然，便于学生把握历史线索。《历代史略》在重要史事之后，还常有一段评论以启发学生。柳先生既尊重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又摒弃了旧式史书“赞曰”的手法，将评论与叙述史事有机地结合起来，符合近代修史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