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
《资治通鉴》每卷卷首都有作者司马光的署名,署名之上则列有其结衔,如卷一的结衔“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包括了此卷撰进时司马光所具有的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勋、赐等各种职官名称。此外若另有职、爵、封、实封,结衔也将其一一列出。结衔大致随每代史(即各纪,如周纪、秦纪、汉纪等)撰进当时司马光官衔的变化而变化,全书并不一致,而在今日,它却成了我们据以考定《通鉴》各纪撰进时间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四库全书》本和常见的丁巳(1917年)涵芬楼排印本只留署名而删去结衔,显属欠妥。幸好今日最常见的1956年以来先由古籍出版社、继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保留了其底本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中这些形似冗赘的文字,便利了我们的探讨。 清末学者陈汉章在《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1 〕中即已颇注意每卷的结衔,这对他所研讨的诸子分修问题虽未必有多大帮助,但在据以考定《通鉴》定本之年上却是先行者〔2〕。1948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张须(煦侯)《通鉴学》专著,也曾论及:“余考《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十数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任某官时所辑……循逐卷之题衔而观之,皆可测知。夫温公辑此书,以何年进何卷,史传无证,而余得于逐卷书衔处比而知之,是亦研究之一快已。”〔 3〕虽然他们注意所及仅只部分官衔,而考释也尚嫌粗略,但创始之功却不可没。笔者于受益之余,不揣浅陋草此短文,只是企图沿着他们的足迹再往前跨进一步。 周纪五卷(卷1-5)、秦纪三卷(卷6-8) 结衔: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 据《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3《讲筵》、卷57《宰相不押班》、卷58《司马光弹劾》,治平四年(1067年)四月十九日丙寅、二十三日庚午,曾两次降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司马光权御史中丞”〔4〕除命,至二十六日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则司马光任权御史中丞的时间为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八日,约五个月。理检使例以御史中丞充,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七○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记事载给事中王等奏,即曾提及:“本朝天圣七年始制匦函,专命御史中丞为理检使,自元丰改官制以后,中丞衔内始不带理检使。”本官右谏议大夫前衔已见,其余散官、勋、赐当亦始于就任权御史中丞以前。则今《通鉴》周纪、秦纪共八卷的撰进时间即在此任权御史中丞的五个月间。 《通鉴》的撰修是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十八日辛丑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正式开始的。此前,作为样本,司马光“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英宗之命,即是“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的〔5〕。 但从结衔来看,今《通鉴》前八卷已非治平三年样本之旧,“盖奉敕后又重为修正者”〔6〕。 汉纪上·前汉部分三十卷(卷9-38) 结衔: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兼侍讲、同提举万寿观公事、兼判集贤院、上护军、河内郡开国侯、食邑1300户、赐紫金鱼袋。 徐度《却扫编》卷下:“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如开封府、三司使之类者,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故衔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司马光就任权御史中丞前已任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卸任后仍任翰林学士,皆例带知制诰,此所书,究系任中丞以前的结衔,还是卸任后的结衔?上揭《长编本末》权御史中丞除命,其前衔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而复任翰林学士除命所书则是“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今结衔所书即为“兼侍讲”而非“兼侍读学士”,当是任权御史中丞前的官衔。 另,据《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二“诰册恩命”所载司马光《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学士敕》,其前衔为:“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河内郡开国侯、食邑1300户、赐紫金鱼袋。”其中爵(河内郡开国侯)、封(食邑1300户)两项为周、秦纪八卷结衔所未列,实亦任权御史中丞以前所原有。因为按照宋制,只有经“恩”才能增加封户,封户达1000户以上才封开国侯〔7〕。 而在司马光任权御史中丞的五个月间,却并未举行过能使文武官加恩的郊祀、明堂一类大礼。 至于兼判集贤院。当时集贤院与昭文馆、史馆合称三馆,总为崇文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初,昭文、集贤学士、史馆修撰,取最上一员判馆、院事,今亦以他官分判。”据《通鉴》书末所附《进书表》,治平三年英宗命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既然书局设在崇文院,又许借三馆等处书籍,则同时命为判三馆之一的集贤院,也是很可能的。 惟同提举万寿观公事始于何时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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