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熙宁七年十一月郊祀加恩，司马光的食邑由1300户增至1800户，食实封由400户增至600户。
    依据以上考察，晋纪中此三十五卷当撰进于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以后，熙宁七年十一月以前。
    晋纪中的其余五卷，卷109、111、113的结衔为“端明殿学士、 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1800户、食实封600户、 赐紫金鱼袋”，与下宋纪至隋纪同。其中食邑“一千”，卷109、111误作“二千”。卷112、114的结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2200户、食实封900户、赐紫金鱼袋”，与下唐纪同。陈汉章谓：“《通鉴》185卷前间有题‘太中大夫’者，与前后卷不符，当由是年重修之故。”〔10〕良是。然重修者实不限于“太中大夫”与前后卷不符诸卷，若卷109、111、113三卷， 亦属业已与晋纪其他各卷一并奏进，而又调出重修者之列。
    宋纪十六卷（卷119-134）、齐纪十卷（卷135-144）、梁纪十二卷（卷145-166）、陈纪十卷（卷167-176）、隋纪八卷（卷177-184），共六十六卷
    结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1800户、食实封600户、赐紫金鱼袋。（其中梁纪卷159、 160、隋纪卷178与唐纪同）
    熙宁七年十一月郊祀，十二月“丁卯，文武百官并以南郊赦书加恩”〔11〕。司马光之食邑由1300户增至1800户，食实封400户增至600户，当缘此事，在此时。
    《长编》卷263载：熙宁八年闰四月六日丁酉，“端明殿学士、 翰林侍读学士、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提举崇福宫。”
    高似孙《纬略》卷一二“《通鉴》”条载司马光与宋次道（敏求）书提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年）[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200余卷，至大历末年耳。 ”〔12〕司马光熙宁四年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至洛阳，既已过去八年，则此书当作于元丰元年；三日删一卷，既然自“前秋”即熙宁九年秋以来已删200余卷，约合600余日，则作此书当在元丰元年之夏。又，既然从熙宁九年秋即已开始笔削唐纪，则隋以前诸纪当已奏御。
    这样看来，宋、齐、梁、陈、隋五纪之撰定奏进，当不外熙宁八年（1075年）夏至九年秋这一年半之间。其中三卷曾调出重加修订。
    唐纪八十一卷（卷185-265）
    结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2200户、食实封900 户、赐紫金鱼袋。
    与前相较，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已改为太中大夫。《长编》卷三○八载：元丰三年九月十六日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从之。”同月二十四日癸未，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章惇、蔡确并换太中大夫，表明已按新格实行。结衔中去散官朝散大夫、寄禄官右谏议大夫换为阶官太中大夫，就是这时施行以阶易官、寄禄新格的结果。
    另一是爵、封、实封的变化。元丰三年九月辛巳曾行明堂大礼，但史籍此年仅见“翰林学士以下侍从官、内外两制， 并换新阶加恩”〔13〕， 而无文武官因祀明堂普遍加恩记载。此前熙宁十年十一月行郊祀大礼，十二月八日甲申，“文武百官并以南郊赦书加恩”〔14〕。结衔中食邑自1800户增至2200户，食实封自600户增至900户，同时由于食邑已增至2000户以上，爵开国侯又相应改为开国公，当皆是熙宁十年郊祀加恩的结果〔15〕。此后元丰六年十一月郊祀，文武官也曾普遍加恩，但在唐纪结衔中已无反映。
    可见，唐纪81卷的撰定奏进，当在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至元丰六年十一月这三年多间。
    据上揭《纬略》所载与宋次道书，唐纪的笔削工作开始于熙宁九年秋，而且据司马光本人估计，按计划进度，从元丰元年夏以后，“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今姑且假设奏进在元丰六年，则唐纪的编撰，“粗成编”历时五载，“细删”仅费时一载有余。
    后梁纪六卷（卷266-271）、后唐纪八卷（卷272-279）、后晋纪六卷（卷280-285）、后汉纪四卷（卷286-289）、后周纪五卷（卷290-294），共二十九卷
    结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2600户、食实封1000户。（其中后梁纪除卷271外，结衔之末仍有赐紫金鱼袋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