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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通史•清时期卷》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史研究》 阎崇年 参加讨论

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百余万言,已经出版。我作为读者,读后的思考,分作四点,略述如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撰写一部高水平的、有特色的中国通史,需有远卓的史识、睿智的史才、深厚的学力。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本世纪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之林中,贡献巨大,别具特色,清代史卷,即是一例。
    中国有个修史的传统,就是下代修上代的历史。公正地说,下代修上代的历史,其优长之处是资料散失较少,其阙憾之处则是时代局限较大。以清史而言,清朝是中国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来,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虽然清延编了许多当朝史书,编年体如《实录》,纪传体如《列传》,纪事本末体如《方略》,典制体如《三通》等。但在清代,严格说来,清史学不是一门学问,清史学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因为在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清朝的国史,是当朝官学,其开馆,其宗旨,其编纂,其雕梓,谕从内出,盖由钦定,既不容学人置喙,更不许学者研讨。
    辛亥鼎革,清朝覆亡。清史从神圣的殿堂走下,开始成为清代的中国史。清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依其自身演变特点,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发韧期。本世纪上半叶的前二十五年,时代变局,地覆天翻。这段时间,主要是辛亥前为推翻清朝而做舆论准备和辛亥后已推翻清朝而巩固新政权。所以,这个时期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辛亥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突显反满的民族色彩。较早出版的《清史讲义》、《清史纂要》、《清史纲要》等,突出清之覆亡,咎在民族压迫,即以反满作为清史研究的主线。另一方面是,前清遗老等纂修的《清史稿》,故宫博物院邀集专家评其有着忠于前朝鼓励复辟、反对汉族、诽谤民国的倾向,请列为禁书。以上反满和颂满的两种倾向,均不能给清代中国史以客观的、公正的论述。
    拓展期。本世纪上半叶的后二十五年,清史编研,有新拓展。这个时期清史的编纂与研究,向着综合与深入两方面发展。前者主要代表为萧一山先生,后者主要代表为孟森先生。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上卷于1923年出版,中卷和下卷于此期出版。他自称:“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这就在清史编纂中力求避免反满和颂满的两种倾向。孟森先生对清史中许多重大难题,依据新看到的《李朝实录》、内阁大库档案以及文集笔记等资料,爬梳分析,缜密考证,做出开拓性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汇聚于《明清史论著集刊》(三集)。但是,此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民族危机。学者动荡,珍档南迁,使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受到很大的影响。
    沉寂期。本世纪下半叶的前二十五年,极左思潮,影响深广。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清史研究的鲜明特点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围绕所谓的“五朵金花”进行讨论。但对其中清代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洲族形成和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等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发掘新的资料,争辩不同见解,研讨有所深入。此期,由于“干部下放”、“文化革命”等干扰,真正清史的学术研究与通史编纂,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台湾在这段时间,较大陆开放略早些,《旧满洲档》又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学者利用满文资料,进行清代早期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繁荣期。本世纪下半叶的后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生机盎然。这段时间,正如书中所分析的,此期我国清史研究有五大特点:人员众多、思想明确、史料丰富、领域开拓、成果累累。再加上文化环境更为宽松、国际学术交流更为密切,因而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取得了本世纪以来成果最大、最多与水平最新、最高的可贵收获。书中分做八个方面,详列各项研究成果(从略)。
    综上,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就是在上述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它既摆脱了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反满民族倾向,又摆脱了民国初期故清遗民的颂满情绪,还摆脱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教条羁绊,从而使这部清史卷的研究与编纂,不仅吸收了二十世纪清史研究的总成果,而且体现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水平。
    
    《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在编修的体例上,有大的突破。史书体例,至关重要。刘知几说过:“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中国通史的编纂,传统的体例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制体等。本世纪以来,有些学者要突破传统的修史体例,尝试按历史时期、分成章节来论述历史,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通史体例。上述诸种体例,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太史公以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体裁,论述历史。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记、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表与书合计仅占十八篇。这表明《史记》虽以八书为脉络、十表为附录,但以纪传为本体,也还是人物为主、兼顾其他。一部清时期的中国史,用什么体例能包举大端地、多层面地诠叙这段历史的全貌?这是本世纪以来历史编纂学家长久思索的问题。近半个世纪海内外学者撰著的诸部中国通史,多为时经事纬,述事则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大块内容填充其间。《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却不然,它在编纂体例上,分为《序说编》、《综述编》、《典志编》和《传记编》共四编。这是通史体例的新开拓、新尝试。本书体例的创新,既是时代前进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进步。
    全书的上册,依次分为《序说编》、《综述编》和《典志编》三编,共五十八万四千字,占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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