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柳先生是爱国主义者。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不仅洋溢在史学论著与学术活动中，还表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图书馆事业上。门生后学记载了他的许多遗闻佚事，今略举数例如下：
    1938年，柳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学，讲到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填鹰，激动得中风。据当时听讲的陈训慈回忆：“犹忆战事初起，（柳）师至泰和为浙大讲学，第一次即昏厥。是日余与王驾吾、张晓峰均去听讲，余所忆师以日寇深入，南京居民遭虐杀，溯说前史外族凭凌，无此惨毒，乃引孟子语：‘待文王而兴者……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在鼓舞期待，讲到后一句‘文王’二字，声更高昂激动，目瞪遽跌……师此次病，实系犹时爱国之深。”柳先生一生中言传身教，尽心竭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专家。在小学、中学均受过柳先生教导的茅以升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大学受过柳先生教导的郑鹤声说：“一九二○年夏，我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师学历史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响，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老人家的精神很好，态度很认真，虽一字之误，亦必勾出，所以我们不敢马虎。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并择优选出在《史地学报》或《学衡》上发表。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我始终以尊敬的心情，怀念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史学前辈。”
    柳先生爱才、重才，善于发现人才，并破格予以造就。“亲受恩泽”的张其昀说：“民国八年夏，我投考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柳师对我笔试口试的成绩，有很好的印象。……到发榜之前，没有我的名字，引起了柳师的注意。经查询结果，是体格不及格。……致被淘汰。柳师起来说，该生各科考试成绩都很优异，就这样牺牲掉太可惜，……由于他的资望，提请复议，无异议通过，到了发榜登报，我竟获得了领衔全榜的荣誉。当然一位恩师和慈母一样，尽其心力，施不望报，我那里会知道？直到我在母校任教多年，在一个偶然机会，柳师与人谈及此事，我听了以后，真是感激涕零，无法表达我的感恩。实在说，我在华冈兴学之举，以感恩图报为主要动机，奖励优秀清寒学生，是时时铭刻在心的。”所谓“华冈兴学”，指在台北华冈路55号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柳先生长期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瘁心力于图书馆事业，该馆是1907年缪荃孙创建的，我国最早的由国家兴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拥有丰富藏书。柳先生主持馆务后，该馆更加发展。抗战爆发，南京告急。柳先生“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想方设法将善本书一百一十箱，储藏于朝天宫地库中，又将丛书、方志等三万册，运至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储藏于罗汉寺和观音阁。普通本因量太大，只好留在图书馆内。抗战胜利后，柳先生回到南京，馆内藏书已荡然无存，他不顾年迈，“各方接洽，矢死力争”，费时一年，从各处收回十九万册。由于过分辛劳，他中风旧疾复发，像柳先生这样爱护国家图书，人人都说是难能可贵，寡一无双的，然而他还自我批评：“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
    柳先生把图书馆办成真正的读者之家，无微不至地给读者以学问上的帮助。与柳先生“超过了一般师生的感情”的蔡尚思说：“柳先生是为我提供读书方便条件最多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权利，……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搜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即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使用。”“柳先生是对我鼓励最多的长者。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聘请，向柳先生拜别，并再三感谢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会，他特送我到图书馆外的路上，回答的话竟是：‘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蠢鱼弄死或赶跑，……我倒要大大地感谢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帖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赠言。”
    “道德文章美，学问功夫深”的柳先生不仅在门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史学家周谷城、图书馆学家顾廷龙、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胡先骕、画家徐悲鸿等对他十分敬重。梅光迪、吴宓创办《学衡》，更是以他为支柱。柳先生还擅长做诗写字，负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