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批判和超越传统文化的问题
    传统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沉淀，它有为现代人所引以为自豪、发扬光大的一面，也有和现代人背弃甚远的思想、方法论的糟粕。实现现代化，从观念意义上讲，非常有必要批判和扬弃那些对现代化进程有阻力的因素。苏凤捷认为，在观念形态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如思想体系、学派思潮、宗教观念以及在长期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心理特征、人文氛围和国民性等，非常复杂。如以儒学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重要特色，就是宗法性、家长制，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这种传统文化，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它的主要部分，与现代化不相容。对于现代化，不是助力，而是阻力，儒家、儒学和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不是扮演积极角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这种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面临着根本意义上的改铸，只有这样，才可能化阻力为助力。
    何晓明认为，传统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随时代而向前演进时，传统又总是顽强地体现出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惰性力”的一面，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论，这种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板结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不同于东西方各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氏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异常久远而深刻，由此产生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结构日久弥坚，牢不可破。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没有明确的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宗法势力渗入国家行政机构，伦理关系左右社会政治关系等。这一切都不利于现代化所必须的“公民社会”的萌生与建立。其二，僵滞的经济－产业机制。它无现代化所需的刺激动力与生长条件。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社会财富主要积淀于地产和高利贷，现代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无实质性进展，劳动力受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制约，难以进入市场，阻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创生之路。其三，保守的文化-社会心理。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贵义、贱利、克己、尚俭、守成、循旧，成为全民族的文化－社会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曾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文明营造一种安宁祥和的社会氛围，但它所蕴涵的鄙薄利欲、追求安稳、提倡中庸、不思冒险等精神内核，与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氛围与心理动力相去甚远，格格不入。
    关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与会的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见解。一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个性自由和人的独立地位的讲究是不够的。毛泽东批评《红楼梦》中的贾桂，就是不喜欢他那种唯唯诺诺的心态和作风。二是重“义”而忘“利”。见利忘义是不对的，见义忘利也是不对的。不注意“利”的民族，怎么可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呢？三是传统文化心理中的迷信、保守、落后。这也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阻力。现代化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历史传统悠久的大国，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干不成出色的事业。还有，只注重德治而不注重法治，等等。
    大家在讨论中谈到，中国人在战胜传统的负面影响方面，艰巨性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大得多。刘启良认为，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西方人一直是在依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他们的近代文明。而东方国家则不一样，中国更不一样。因为所有东方国家中，只有中国人的传统最为深重，同现代文明之要求的距离最为遥远。中国的传统文化虽有很多优秀遗产，但毕竟温文尔雅，既经不起西方文明大潮的冲击，又很难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因而对中国人来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比起其他民族来，就势必多出一种负担，即如何安置传统的问题。
    关于超越传统文化的问题，与会者也谈了见解。朱政惠认为，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促进中国的崛起和猛进，确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多少年来，一提起传统文化，人们总会认为它是封建的东西，而封建的东西总是要批判的。这种看法很片面。现实情况是，前阶段亚洲“四小龙”的起飞，给人们击一猛掌，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儒家思想，而注意将其合理因素发扬光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评价传统文化的作用问题。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复杂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儒佛道的合流，而以儒学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又渗入了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当前形势下，传统文化要发展，必须更多的注意吸取体现时代前沿水平的优秀文化，使之在新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然而，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总结得再好，对传统文化如何洋为中用的事讲得再动听，都不是本质的问题；关键是要探讨出适合我们现实状况的模式和思路，要确实顶用，这才是我们要下大功夫的地方。
    南开大学武安隆认为，对超越传统文化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借鉴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在这方面，日本一些学者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那些思想家。明治时期的一位名叫北村的学者曾就传统和现代化问题，提出这样的看法，他说，传统不可轻视，也不可一旦抛弃。作为有作为的民族，万不可在历史和传统上睡大觉，以免昏昏然失去举步的能力。同样，外来文化也不可阻挡，舍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就会失去民族的希望。在东西文化斑斓杂陈、思想如潮的时代，需要有大思想家也会有大思想家出现。他们能在东西文化、新旧思想冲突摩擦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体察时代需要，酝酿新思想。充满生计的新文化孕育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混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