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部书也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作者企图从满族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有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但对满族诸项制度的叙述并不全面，对于清朝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军事、法律和财政政策，很少或几乎全无涉及。满洲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等问题，是作者在本书中的重头戏，但脉络交待得并不十分清楚。此外，本书中还有些常识性的错误，诸如皇室《玉牒》十年编写一次，作者却说是九年；清朝自咸丰以后的几朝皇帝迄未再去承德的避暑山庄，作者却说自嘉庆以后诸帝经常往还，等等。尤其是该书首页的清朝版图，作者称是嘉庆年间的，竟然未将台湾列入，海南岛的归属也模糊不清，即使是出于疏忽，也是个难以原谅的错误。
    再者，作者虽然自称此书是在掌握了大量清代满汉文档案，并在汲取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事实上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却相当生疏。例如对清代中央统治机构中的满族特色问题，我国老一辈清史学家早有论及，王钟翰先生谈明清官制异同的文章中，就明确论述过清制中那些明代所无的机构如理藩院等，作者却全未提及。她虽也引用了一些我国史学家的论著，却往往并非该人的代表作。对我国史学研究成果持这种膈膜甚至漠视态度，在美国汉学界至今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表明两国学者要达到充分交流和了解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令人感兴趣之处，也许还是作者对于清朝统治者的儒化与中国化问题的阐释。这不由得使人回忆起几年前该书作者与美国著名汉学家何炳棣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那场著名的争论。1996年，伊芙林·罗斯基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的身份发表一篇演讲，名为《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亚洲研究学刊》上，针对何炳棣1967年所写《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所说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提出异议。罗斯基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她说，目前很多学者都反对将“清”与中国合二为一的观点，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罗斯基的说法在美国汉学界反响强烈，颇得好评。接到挑战后，何炳棣用近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一文，对罗斯基予以驳斥。指出罗斯基的许多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并举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要争“正统”的大量事实，说明少数民族的“汉化”乃是大势所趋。以清朝来说，汉化的标志就是“儒化”，所以也不妨以“儒化”代替之，而儒化与中国化就是一回事。何还强调说，少数民族当然可能保持自己的某些特点，但保留这些特点并不说明就没有中国化，中国化了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何的文章观点犀利鲜明，史料确凿充分，说理透彻精辟，行文准确精美，堪称是阐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儒化”过程的典范性文章，是应该引起国内学界重视的。当然，以罗斯基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之大，她的观点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与学生之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在《最后的皇朝》一书中，她又再次将自己关于满族并未汉化而只是“利用”儒学的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
    还需顺带说明的是，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在近年美国史学界颇为热门，曾经建立起全国性统一政权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满族，也随之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A Translucent Mirror: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欧立德（Mark C.Elliott）即将发表的《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二书，都是以探讨满族的族群与民族意识问题为主旨的。
    三、历史人口学及其它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及台湾学者对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是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的，它使很多以传统史学方法难以运用的资料纳入史料的范围，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997年，李中清（James Z.Lee）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利用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进行人口统计，写成《中国农村的命运与幸运--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行为，1774-1874》（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继此之后，李中清又与王丰合作，出版《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One Quarter of Humanity.Malthusian Myths and Chinese Reali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甫一出版便在美国历史人口学界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虽然这种处理史料的方式以及得出结论的途径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却颇富启发性，相信也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
    此外，如黄宗智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爱尔曼（Benjamin A.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家庭--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以及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著作，虽然都有较大影响，但因出版时间较早，并且都已经有汉译本问世，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