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对各国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充分尊重各国主权
    如果说康德注重对欧洲联合的必然性进行论证的话，那么圣彼埃尔、圣西门等人则更 倾向于对欧洲联合具体方案的设计。圣彼埃尔在他的《永恒和平方案》中提出建立一个 “牢固的和持久的邦联”，令加入邦联的所有国家“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单独地同其 他成员国的全体作对。他认为，建立“欧洲联邦”应该有5条通则。其中第1条规定，“ 各国由君主缔约结成永久性的和不允许废弃的联盟，委派特命全权大臣建立议会或常设 代表会议；结盟国家的一切纠纷均在这里通过仲裁或评判加以解决”。（注：陈乐民：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很明显，这个议 会具有超国家性质。但通则的第3条、第5条又规定，“邦联应保证每个成员国按现状治 理自己的国家，其王位继承方式，或选侯制、或世袭制，均依各国惯例”。（注：陈乐 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特命全权 大臣有权根据各自宫廷的皇谕在议会中制定他们认为对于各成员国有利的条款”。（注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这里 又含有尊重各国主权的意思。因为邦联内成员国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方式，有权根据各 国的皇谕在议会中制定有利于本国的条款。圣西门则在《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中主张建 立一个全欧议会。它是欧洲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在行政管理、科学和经济方面具有杰出 才能的，并具有真正的“爱欧洲主义”精神的人组成。欧洲所有国家的议会都要承认这 个总议会的最高权力，它置于一切民族政府之上，拥有裁决他们之间产生的纠纷和所有 涉及总体利益的问题的权力。（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98、14页。）但在这个联合组织中，每个民族 的独立主权都应受到尊重而不得有任何侵害。
    无论是圣彼埃尔的欧洲邦联还是圣西门的全欧议会，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 中包含的既对各国的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充分尊重这些主权的思想却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和现代性。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当代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实现欧洲一体化，一直存在着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之争，结果二者 结合产生了更为实际的功能主义，即通过实现各国某些关键的职能部门如钢铁业、交通 运输业、能源等部门的联合来刺激其他职能部门内进一步的合作要求，从而将联合扩展 到其它部门乃至整个经济部门，实现经济一体化。这种理论后来又发展为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认为，一旦经济领域的新结构得以确立后，一体化的进程将会“溢出”到更 广泛的领域，并最终“溢出”到政治领域，实现政治一体化。正如哈斯所提出的，“通 过经济一体化来建立欧洲的国际和平”。（注：《欧洲》2002年第5期，第3页。）无论是 功能主义还是新功能主义，其核心都是在保留主权国家的基础上，把民族国家的部分主 权逐渐转移到一个新型的参加国共同享有、共同执掌的公共权力之中去。这一权力既是 超国家的，又代表和体现每个参加国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新功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 政治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从煤钢联营这样一个超国家因素极强的组织，发展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建 时，纳入相当大成分的政府间合作因素，再经过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超国家因素的增强 ，到《马约》签署的将超国家管制与政府间合作混合的欧洲联盟的三柱结构正是对这一 理论的实践。根据欧盟盟约，欧洲委员会代表的是超国家的利益。欧盟理事会则代表成 员国的利益。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部长级的代表组成，代表各自的政府行事。二者在欧 盟中分别是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充分体现了超国家机制和政府间合作的特点。
    总之，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超国家机制与政府间合作相结合的过程。它与近代那种既要 对各国主权加以必要限制又要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这点看 ，近代欧洲观念应视为当代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渊源。
    三、和解基础上实现欧洲联合
    近代欧洲两个积怨最深的宿敌是英国和法国。从17世纪起，英法就开始了争夺霸权的 斗争，并且多次兵戎相见。圣西门认为，如果欧洲两个实力最强、积怨最深的国家之间 未能和解，那么欧洲的和解与联合就无从谈起。因此，他力主两国在和解的基础上结盟 。在《论欧洲社会和改组》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两篇文章 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欧洲各国的联合，特别是彼此长期交战的英法之间的联 合，乃是使欧洲普遍摆脱危机，并获得繁荣与和平的唯一保障。他主张欧洲联合首先从 建立一个法英议会着手，然后再吸收别国参加，最后形成一个全欧议会。
    历史演进到现代，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欧洲的二个宿敌由英法变成了法德。1870年 以来，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三度和法国兵戎相见，而法国则在每次大战后都力图肢 解德国以报一箭之仇，由此造成两国怨怨相报的怪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要实现联合 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当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当中产生了法德和解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当推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从欧洲联合与德国重建两个角度出发提 出法德和解的思想。阿登纳认为，法德两国都是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大国，对其它国家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和解将给其它各国一个示范作用。因此，“德法谅解即使 不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把钥匙，也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个开端。”（注：[德]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第294页。）当然，法德和解没有法国人的支 持只是一厢情愿，所幸的是阿登纳的想法在法国得到了热情的回应。莫内和舒曼都认为 ，为实现欧洲联合必须法德和解；为实现法德和解，必须消除横亘于法德之间的基本矛 盾。而法德矛盾的焦点是鲁尔和萨尔问题，即煤和钢的问题。他们思考着如果超越国界 ，把两国的煤和钢的生产合为一体，转移部分主权，实现利益融合，就可以消除造成德 法及欧洲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从而实现欧洲联合。为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舒曼计划， 主张首先建立一个煤钢共同体，认为通过“对煤炭和钢铁实行共管，似乎会使一场新的 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第97页。）事实上，正是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使欧洲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代与近代的国际环境和主要对手不同，但是以和解为基 础实现欧洲联合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当代的法德和解可以从近代找到它的思想起源。只 不过在圣西门那里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在当代则经过艰苦的努力把愿望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