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科学发展观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正确回答，也是对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包括陈云在内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重温陈云关于社会发展的深刻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在实践中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总体特征：强调整体和全面，注重平衡和协调
    社会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深刻洞察。陈云作为我们党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善于在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揽大局，把握整体，全面筹划，适度调控，是他的社会发展观的鲜明特色。
    第一，要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争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把握国情上做到整体和全面，是陈云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征。陈云认为，一般人“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他举人们看茶杯的例子，说：“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页。）看问题不全面就是不实事求是，结果是弄不清楚实际情况，不能作出判断，更拿不出正确的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恶果犹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页。）全面认识事物，要求对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尽可能地了解它的一切现象和中介。当然，要完全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无限的方面、中介和联系，但全面看问题的原则可以使我们防止思想僵化和片面性。
    当涉及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我们必须坚持整体把握国情的原则，摸清、摸准国情的各方面情况。研究的范围要广，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人口资源，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程度，包括经济发展的状况，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状况，包括法律和制度的发展状况等等，还要研究国情、国力和发展潜力，以及弄清把这种潜力发掘出来的种种有利的与不利的条件。只有在对国情尽可能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制定的发展战略才能具有可持续性。正如胡锦涛2004年4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在推进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建国初期，陈云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负责领导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斗争。他从全局出发，通过在各大区财政机关组织司令部、在中央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及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全面掌握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资源状况，变财政的分散经营为统一经营，领导国家克服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和市场秩序。在进一步稳定和发展新社会的过程中，无论是工商业合理调整，还是抗美援朝期间的财政经济方针制定，他都在全面掌握国情的基础上，尊重私营、保护城乡交流，从而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十分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52页。）1959年4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对当时的市场紧张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的思考，充分反映了他的务实性工作原则。他主张在缓和市场紧张方面精减剩余工人以压缩购买力；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要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在运输力上，工业不要去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计划方面应该根据现有企业综合设备能力拟定生产指标，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这些认识表面上似乎只是对经济建设中某个具体方面的认识，实质上坚持的是，国家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又如1959年3月根据陈云的意见并在他的主持下，国家建委党组起草的给中央、毛泽东《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也坚持了这种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做长期打算、整体部署，只顾眼前方便、零敲碎打，是不可能解决得好的。我们在进行工业布局的时候，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这个报告还强调，在准备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时，应该从全国范围开始，而不是从协作区或者省、自治区范围开始；企业的布点是分散一些好，而不是集中一些好；新建企业中小型的应当占多数，而不是大型的占多数。
    第二，发展要做到平衡和协调
    一个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程度反映了该社会的健康状态。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价格与价值、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货币总需求与商品价格总额、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部门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分析，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平衡和协调。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宏观表现为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中观表现为某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相互作用；微观则表现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联系。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各个局部乃至整体，都处于十分复杂的相互关系中。马克思指出：“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这是说，社会生产应遵循比例原则，协调地发展，而方法就是平衡。
    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把高度抽象的协调、平衡理论还原为现实经济、社会运动中具体的比例原则与平衡方法。他认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注：《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工农、城乡、地区等方面的差别。防止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需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在观念上讲求公平，一是在方法上讲求比例和平衡。在实际工作中，陈云有机地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1950年6月在谈到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调整时，他认为，五种经济成份应该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因为“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注：《陈云文选》第2卷，第93，103页。）同时还应注意到农业生产是最薄弱的部分。他还主张要把城乡交流放在1951年财经工作的首位，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注：《陈云文选》第2卷，第127页。）
    陈云这样做，并不只是对建国初期危难局面所做的应急措施，而是基于对经济、社会协调与平衡发展的清醒认识，且贯彻始终。在“一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他就强调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发展、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应的能力都应该坚持一种“紧张的平衡”。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强调“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957年11月在《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文中强调了计划统一和管理分权的平衡和协调，认为目前的工业管理体制“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国家统一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机动权力，正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这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1979年3月，他还在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一份提纲中提出要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思想。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他还及时指出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忽略精神文明的建设。显而易见，上述各方面都是协调、平衡社会发展观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