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或中国人民最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 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它始终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 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学者,无论是介 绍还是研究,他们首先是热诚的爱国主义者。40年前,当海外看到“中国在世界史中像 神话般地出现”,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中国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成立。它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即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时代 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 国家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和19世纪中期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和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历史研 究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 的《南京条约》使朝野震动,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 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 会思潮和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积极组织翻译工作。他根据英 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 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宗教等等。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 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 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是中国第一部有 关世界史地的专门著作,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魏源在《海国 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希望中国通过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 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 、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 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13万之众,其兴勃然 ,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1896年王 炳耀辑《中日战辑》,上海书局出版。作者在悲愤之际,认为“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 所以败”,于是将外国报刊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中日战辑》,使人们牢记国耻,奋发图 强。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史料更加充实,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 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 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 书。1897年在中国出版,世纪之交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 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 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俄土 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于1898年 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在序中分析了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他认为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 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 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为了小朝廷的私利,“倚强盗以 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 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严复等号召“变法图强”、“变法维新”。1897年,维新派唐才常撰有《最古各国政学 兴衰考》、《各国交涉源流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通过对 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论述只有通过变法维新才可以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使国 家走向衰亡。《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涉及到印度、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 国,通过对这些国家历史兴衰进行总结,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 家,都应该顺势而“变”,走向繁荣;否则就将走向衰败。联系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他 认为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急欲将中国瓜分之时,中国应该提倡“新学”、“ 实学”,通过“变法”一改陈腐衰落的面貌,使国家振兴发展,繁荣富强。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19世纪末,他提出“能变则存,不 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在《俄彼 得变政记》中,赞扬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俄国融入欧洲文明 。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康有为还撰写有《法国革命记 》、《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外国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实 行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希望清王朝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由盛而衰的惨痛历史教训。如果说 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通过变法维新,使国家富强,而波兰、突厥、法国, 则是故步自封,最后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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