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财经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财办”）是在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反击国民党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以便统一管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于1942年6月成立的。它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兼主任，曹菊如任秘书长。同年10月，西北财办正式办公，地址设在延安光华农场静舍。1944年初，为了切实加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议，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 （P381）实际主持办事处日常工作。陈云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由彭真代理。10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陈云任职的通知。1945年9月抗战胜利，15日晨，中央决定陈云与彭真等组成东北中央局，“立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1] （P425）。当日，陈云一行即飞赴东北。这样，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年六个月又四天。
    一年半时间，无论在陈云九秩生平中，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长河里都很短暂，但正是他这一年半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但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困难，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实践贡献，而且他在这期间所阐发的许多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即便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
    陈云虽是1944年3月10日正式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但事实上这年元旦过后，他就开始参与西北局的工作，主要是参与财经工作的讨论，比如，元月4日、30日，他两次出席西北局常委座谈会，讨论1944年陕甘宁边区工作，确定经济工作方针；2月5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讨论独立一旅生产计划；2月21日，出席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贺龙关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
    笔者依据《陈云年谱》和其他史料作过比较精确的统计，从1944年元月到1945年9月10日，陈云共出席西北局常委会26次，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专业会议（如财政会议、银行会议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供给座谈会、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座谈会12次，出席西北财办会议6次（包括西北财办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六次会议），主持西北财办会议26次（包括5次专题会议）等等，（注：根据《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上卷统计。）他还经常召集财办秘书长曹菊如、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开临时会议，解决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2] （P87）。此间，陈云签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军队后勤保障的文件、通知，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往来信函和个别谈话实难精确统计。问题还在于，所统计的这些会议有些是多日连续进行的，如1944年11月，他主持的西北财办金融会议是从22日到24日，连续开了3天。这些统计数据虽然枯燥，但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陈云在西北财办副主任任上所耗费的心血。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实践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
    第一，号召“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使边区经济完全实现了自给。
    1944年初，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确定的1944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1] （P381）根据这一方针，陈云在各种会议，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如果我们能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 （P387）。1944年11月，他主持西北财办会议，在讲话中提出1945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1] （P398）为了鼓励边区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陈云亲自参加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通过劳模会议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发展。由于1942年起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总方针，在1943年边区人民基本实现“丰衣足食”的基础上，1944年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除消费外，尚可节余28万石，加上往年的结余，共积存70万石以上。这一年边区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织‘三八布’150万匹，自给率达三分之二。1945年，边区扩大耕地20万亩，因遇特大旱灾，粮食虽减产，但工业有很大发展，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达到自给或大部分自给”[3] （P255-256）。“据1945年边区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有10个县；占33％以上的有7个县；占20％以上的有4个县；不足20％的有6个县。他们的生产收入中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作坊、运输等多种经营。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3] （P256）丰衣足食的水平再次提高。应当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同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认真贯彻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分不开的。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有效解决了食盐走私出口问题。
    盐业收入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43年起，边区经济状况好转了，但流通领域的食盐走私出口问题却严重起来。这年，由盐池运出食盐5000万斤，除内销公私用盐700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3500万斤，还有800万斤下落不明，相当于盐业公司收购数的2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云带着西北财办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了解实际情况，结果发现这些食盐都走私出口了。陈云又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找出了食盐走私出口的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二是沿途不少公营骡马店有意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三是有些盐业公司采用压级压价甚至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法与盐农进行不公平交易，激起运盐群众的不满和对立；四是有些地方党政干部在处理前述问题上方法简单，造成盐业机构不合作；五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北其他省份因靠我边区食盐进口，其盐业机构采取封锁大路，放开小路，抑制官盐，高价收购私盐等手段，也刺激了我边区的食盐走私。找准了问题的症结，陈云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构与运盐农民的关系，克服对立情绪，取得相互配合；整顿草料店，降低运盐费用；提高口岸收购价，保证运盐农民有钱可赚。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从而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保证了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
    第三，倾注全力，扭转了1943年的金融波动和物价飞涨。
    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问题是金融波动、物价飞涨。以1943年1月为基数，上半年食物类价格上涨3.6倍，衣着类上涨4.3倍，燃料上涨2.4倍，土产上涨3倍，杂项上涨2.9倍，平均上涨2.9倍。下半年涨幅更大，以上各类别分别比当年6月份再度上涨4.8、4.9、8.6、3.9、7.7倍，平均上涨5.4倍。如果以1月份物价为指数，以上各类别分别上涨17、21、20、11、22倍，全年平均物价上涨了19.5倍。在物价上涨的同时，边区各地的边币比价不断下跌。以延安市为例，从8月到12月，每元法币换边币的黑市价格，从4元涨到10元；在三边分区，从10月到12月，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8∶1跌到15∶1，甚至拿边币买不到东西；在陇东分区，12月边法币比价跌到18∶1；关中分区的边法币比价也是10∶1。[4] （P452-254）导致物价上涨与边币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边币的过量发行和财政过多垫款，如1943年7-9月的财政垫款占3个月发行额的84％。[5] （P139）面对如此严重的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陈云倾注全力扭转这一严重的经济危局。
    据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黄亚光1943-1947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一书笔者对黄亚光1944年4月6日至年底的日记作了统计，仅这9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有19篇日记中记录着陈云同他谈金融、贸易等问题。比如4月6日（星期四）记载：“午后联司（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部，笔者注）来电话催开会，讨论金融工作。陈云部长（因陈云到西北财办工作不足1月，作者习惯称陈云原来担任的职务，笔者注）发表供以考虑的意见”。又如，6月17日（星期六）记载：“傍晚陈云同志打来电话告我三边十一日开兑边币后一天即兑入法币三十多万四十万，准备即电告拉到八元，以后情形拉到七元五，要在延安市注意防止大量法币进来，少兑边币出去。”再如，11月23日（星期四）记载：“九时到齐，座谈饱和点。陈云同志主张第一看交换所，第二看市场物价，第三看情况。”而1945年元月到8月这8个月的日记中类似内容的记载仍达十多处，如4月7日（星期六）记载：“九时得电话，陈云同志等在我办公室召开会议，即赶回银行参加办事处会议。讨论金融问题，决定收集法币的步骤与收集物资--布、花、金子的办法。”要知道黄亚光的日记“摘编”，是编者从四年又七个月时间50万字的日记里遴选其中的12万字编辑而成，多数月份只收入10天左右的日记。笔者又把日记“摘编”同《陈云年谱》作了比照，《日记》所记述的情节绝大多数在年谱中还没有记载。由此可以肯定，年谱未记载和日记未收入的相关内容一定还不少，因为年谱是陈云的整个生平年谱，而不是金融年谱；《日记摘编》毕竟是“摘编”且以黄亚光的活动为主，并不以陈云的金融活动为标准。仅此就足以说明陈云为抑制边区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所耗费的心血。
    经过陈云的艰辛努力，“1944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的对外贸易出超50多万，金融物价相对稳定下来。10种主要物品延安市上涨29％，绥德、关中、富县、定边跌了30％-16％。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洛川、蒲城则上涨了50％以上，榆林涨了1倍多”[6] （P10）。同时，陈云还亲自领导开展消灭法币黑市的斗争，严格金融法令，有意识压低边法币比价，加之控制食盐走私出口，促使食盐涨价，很快增加了边区法币储备，平衡了法币供求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1943年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的局面。
    第四，重视政治工作，亲抓业务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陈云在倾全力抓陕甘宁晋绥财经工作的同时，没有忘记他还兼任着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职务。他不像时下有些人兼职只是徒有虚名或“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履行着所兼职务的责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战争条件下的财经工作尤其困难，千头万绪，事无巨细，都得他调研、协调、指挥、拍板，但他同样不忘抓政治工作，在办事处全体人关中“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使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7] （P101）。
    在抓全面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陈云特别重视对业务干部，特别是对财经干部的培养与教育。他主要抓了两个环节。首先，政治觉悟的提高是第一位的。他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财经干部主要跟财钱物打交道，“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在党的“七大”上，他提出共产党人要努力做到：“诚恳，坦白，谨慎，谦虚，不骄，不躁，不屈，不诿，不吹，不装，不偷，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 （P101）。他认为，这是每一位革命干部的努力方向。
    其次，精通业务是起码的要求。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是陈云对干部的一贯要求，他任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西北财办工作，兼任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期间，丝毫没有放松这一点。1944年5月26日，他出席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召开的技术人员座谈会，陈云等领导人号召要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各部门的工厂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技术。[1] （P386-387）1944年下半年，陈云同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总支部书记兼政治科科长余建亭谈话，提出“在我们党内对政治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多，但对经济工作有经验的人很少。要学习做经济工作，注意积累经济工作的经验”[1] （P404）。
    有了陈云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对财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西北财办的干部不仅在当时对发展边区经济发挥了“决定因素”，而且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及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或骨干力量。他在西北财办时的身边工作人员朱劭天曾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黄亚光及他身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乔培新建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恕不一一列举。
    第五，指导编印《经济消息》，为中央正确决策经济方针建言献策。
    1945年初，陈云指导西北财办编印供中央领导和财经干部参阅的《经济消息》。1月23日该刊第1期出版，至9月29日共出版30期。该刊的内容主要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抄的财政资料和商业行情。创刊前陈云到解放社印刷厂与他们商定，每期稿件到后即排印，以保证及时出版[1] （P407）。从而使中央领导和财经干部对情况明确，保证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正确。陈云还曾带着朱劭天到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编印成《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和《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由解放社印刷厂各印300册，分发给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广大财经干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陈云同志西北财办工作期间的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尽职尽责的工作，除前述五大贡献，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制定各种制度和办事章程，如金融管理制度、货币发行制度、财经结算制度、财产保管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价格政策等，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各项业务的开展[8] （P260），为中国革命夺取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