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本的快速转变和发展相比，法国评论界认为，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后，依然沉睡未醒。中国文明曾经开化东方，然而由于过于相信和依赖本国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它封闭自守，以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几个世纪。李鸿章被认为是清朝上层唯一对时局有清醒认识、觉察出中国军力已非日本对手的高官。他主张以西洋的方式装备和训练军队，组建北洋水师，请包括琅威理在内的英德军官帮助管理和训练。这一系列大胆创新的措施，曾得到西方人的关注和好评。但是明眼人很快就意识到，李鸿章一人回天乏术。
    《地理消息月刊》1894年9月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正如中法战争时期一样，大清各舰队不能统一作战，海军衙门有名无实，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北洋舰队。但是它在总吨位、总体作战性能上都不如日本海军。当时大清八旗、绿营和地方武装总共约有175万陆军，但是可调动的不超过20万，其中具有西洋枪炮装备的仅有7.5万人左右。这些部队缺乏与枪炮相应的战斗训练，作战意识还处于大刀长矛阶段。大多数士兵没有起码的武器技术知识，不讲卫生，不懂得保养枪炮，以致器械失效事件时有发生。军队编制老化，尤其缺乏有素质和近代作战知识和经验的各级军官，所以没有战斗力。
    当时法国有关资料对清军的腐败也有详细报道，并认为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有些军官把朝廷花重金购买的最先进的德制克虏伯大炮拿去当铺抵押换银子，开战后来不及赎回大炮便仓皇败逃；公使李凤苞在德国买军舰大肆受贿；天津道台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托向德国人购买30万支步枪，原价为每支2两，却转手以每支9两卖给朝廷；受李鸿章委托在欧主办军务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在巴黎花天酒地，负债累累后悄然离去，被《费加罗报》蔑称为“红磨坊的牺牲品”（见该报1891年4月23日报道，当时的红磨坊乃妓舞夜总会）。如此腐败现象，不一而足。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以泥腿支撑的巨人”，“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只剩下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
    预测中华帝国面临分裂
    甲午战后，“东方巨人”虽然暂时倒下，但是还可以站起来。日本能借助西方的政体和技术一跃而成为强国，中国为什么不能？以著名汉学家威妥玛为代表的很多远东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战败与其说是外敌太强，不如说是自己太弱。外来的危机所揭示的是中国社会内部深层的危机。很难想象具有四亿人口的中国，一旦像日本一样西化，具有欧式编制、训练、管理和装备的先进军队，将会给未来世界的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所以归根到底，甲午战争以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并不在于列强在华、乃至在远东的实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在于这个“东方巨人”自身的演变。关于这个演变，西方专家们提出过许多推测。一种可能是来自上层的革新，清廷将沿袭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过的道路，刻不容缓地实施变革。另一种推测就是清廷被推翻。然而无论革新还是改朝换代，偌大的中国要想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脱胎换骨，其风险是日本明治维新所不可比拟的。一个自以为永恒不变的帝国受到了全世界列强的围攻。不革新就要灭亡。而伴随革新而至的，很可能是帝国解体，形成分治割据的局面。有人把中华帝国的解体同罗马帝国的解体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出于西方列强的自身利益，他们认为，中华帝国的解体对欧洲发展在华通商和贸易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让西方列强警惕的是，中日之间有可能言归于好，形成“黄种人的东亚同盟”。战后日本不仅在工业和贸易上在华举足轻重，成为欧洲国家的强劲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文化上给中国西化提供样板。共同的儒家文化渊源使中日之间的对话比中西之间的对话更直接，也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威妥玛认为：战争的最终结果有可能是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共同消亡。言下之意，一个新的东亚帝国的诞生。这显然是西方不希望看到的。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产生，西方各国在明争暗斗的同时，又不得不相互利用，达成一致。在西方试图遏制日本在华乃至东亚扩张势力的争斗中，英国仍然占主导地位。德维尔努瓦西引用当时法国外长的话说：尽管我们在华利益受到英国的损害，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霸权不满和嫉妒，但是欧洲不希望英国过早地削弱。德维尔努瓦西还认为，西方在保护自身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渗透。在这一点上，法国有着优势。法国的传教士曾经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而且法国19世纪的汉学研究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法国必须在这个动荡时期，发展和加强它在华的文化优势，这也许是防止中日联盟最有效的手段。
    后来的历史证明，文化影响的确比经济技术更深远。不过，它并没有来自传教士，而是来自布尔什维克。
    （文章作者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规划部部长裴程。）
    裴程 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后获法国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部长，现任法国国家图书馆规划部主任。中文译著有《卢梭与伏尔泰》、《当谷歌向欧洲挑战的时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