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现代化、全球化等热门问题被格外垂青时，某些传统课题则被冷落淡化。曾与资产 阶级革命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一道构成世界近代史“基本内容”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史，就已成为研究中一个正在萎缩的“模糊点”。
    国际共运史的“模糊”已有时日。10年前，就有学者指出，8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 在走下坡路，表现为：研究人员越来越少，研究生生源紧张素质下降，毕业研究生几乎 全部改行；教学研究低水平徘徊，教学中缺乏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观念和观点陈旧；科研方面鲜见高水平成果问世[1]。
    如果说当前整个国际共运史研究在走下坡路，那么，近代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则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会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了。各种重要考试（包括 全国普通高招历史考试）也不出相关的试题了。有趣的是，对某些长期成为“定论”的 问题，如“议会道路”等，尽管人们的看法已改变了，政治环境也宽松多了，可目前又 懒得去理睬它。
    共运史研究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往我们重视工人运动史，有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 方面的因素，还有“思想教育”的考虑。80年代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特 别是苏联东欧的突变，使人们集中于社会主义现状的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问 题退居其次。由此看来，目前世界近代史中，国际共运史内容的适当削减是比较正常合 理的。
    从学科自身，我们还可以认清国内各界共运史研究衰落的原因：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史 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都过于狭窄，基本上局限于工人阶级的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目 标的斗争。其他还有“领袖中心”、“大党中心”等缺陷，忽略对作为研究对象主体的 工人阶级本身的研究，对各国工人队伍社会来源、成分、组织水平、政治主张和要求常 语焉不详，或不置一词。研究方法上，过去总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局限于阶级斗 争和路线斗争的范式，不善于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现代化学说等不同的视角来 开阔思路。
    另外，近代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模糊化”，还与一些敏感问题相关；尽管人 们早已在思考，却又不想去触及它们，于是“敏感”导致回避，回避致使淡忘。
    概言之，本文所说的“模糊”，一指国际共运史（尤其是近代时期）研究的萎缩，再是 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不确定性。有时笔者还想，这些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难点和敏感问 题，我们能长久地回避和绕开它们吗？
    如果不能，这里仅就个别不确定的“模糊”问题提出讨论，以就教于同行学者。
    一
    敏感问题之一：是如何审视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斗 争方式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各种讲义描写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对立和斗争的篇 幅较多。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多被刻画成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可耻代理人，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障碍。所以，在教科书里，工人 运动中反对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内容也就占了较多的比例，给读者的印象是他们比“正宗 ”资产阶级还要可恶。后来学界终于认识到：应处理好社会主义国际机构中内部斗争和 外部斗争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的讲义毕竟不应给读者和学生这样的印象：欧洲工人阶 级组建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第二国际的目的，主要是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 流派进行斗争；而应是各社会主义派别在进步思潮的引导下，同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政 府做斗争并取得某些进展。不这样写，就可能会误导读者，也违背了工人运动的初衷。 近年来的新版讲义中，共运史的内容被明显压缩了，社会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的“内部 斗争”内容或被削减了，或一提而过。相应之下，以反对有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压迫的“ 外部斗争”则显得突出了。这实际上纠正了以往的偏差。
    然而，对偏差的纠正并非问题的了结。在近代共运史中，典型的遗留问题，是对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评判。
    “修正主义”本是一个中性词。自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论著中 ，对以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批判之后，该词的贬义越来越浓重。 批判的焦点是关于“目标”和任务，即伯恩施坦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倡导议会道路、否认 暴力革命的原则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