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世界近代史的学人们很少再为此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不再留心此类问题 毫不奇怪，后世的社会变化，常常使过去一些异常郑重的行为显得可笑。往日的传统观 点是彻底否定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即修正主义，而目下我们的媒体和论著已多年不 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问题也采取了灵活客观的非教 条主义态度。尤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可以较客观地 看待历史和现实，可以做出新解释。因为我们起码可以这样领悟到：成功伟人如列宁、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均是面对本国现实，果敢“修正”了过去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经典 性论断，才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欧洲不少国家，委实有颇多的社会民主党 通过议会民主占据上层政治论坛和立法机构，进入政府，再通过诸般政策的实施，改变 了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待遇。在国门开放的情况下，这些不争的事实 ，已使那些过意贬低议会道路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人缄口了。
    当社会加快进步时，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和阐释也会“与时俱进”。人们对19世纪 晚期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某些代表人物和理论主张也会重新 认识。
    有趣的是，关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清晰最深刻的反思，主要不是来自世界近代史 的圈子，而是来自国内理论界的学者。
    在理论界，一些有胆识的学者指出：政治家习惯于要求学界知识分子怀着虔诚的理想 主义心态，憎恨和批判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和离经叛道。而以伯恩施坦等人 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则 ，说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议会合法斗争的条件下，应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为工人 和社会其他民众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他的著名的修正主义的格言“ 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更被视作修正主义的剧毒。在列宁等伟人的影 响和倡导下，我们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连续多年批判修正主义应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看来，我们以前过于强调罢工和暴力方式的观点是有点偏颇的。因为，在西方现 代社会，罢工和各种工潮虽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有效斗争方式，但运用谈判 协商等和缓手段也同样可以迫使资方和政府做出妥协和让步，达到他们的目的。实际上 ，后一种方式的使用，恰恰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素质提高的表现。
    而在“文革”与“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 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2]（p.337）
    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几乎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典型性论点。比如马克 思恩格斯几次说过，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3]。
    实际，在“经典”上也出现过例外。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说过，像美国英国 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强调说，这是一种例外 。另一次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经设想，“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这是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倒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4]（ p.107）。7月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种例外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恩格斯尤其在他晚 年对革命的策略上也有过新的见解。尤其到19世纪90年代，西欧国家普遍地建立了工人 阶级政党，并取得合法地位，议会内也有工人代表，恩格斯对工人争得的普选权十分关 注，他说：“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 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5]（p.481）当然恩格斯同时 指出：无产阶级对议会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议会斗争的同时，要随时作好武装 斗争的准备。恩格斯也曾设想过：“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 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 ，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6]（p.273）同时又警 示决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的武力镇压要有高度的警惕，要做好两手准 备。而后，西欧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右翼人物，因议会斗争的成就而夸大议会作用，否 定革命。这就造成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正主义思潮的流行。
    该“模糊点”还涉及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著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评 价问题。多年来，伯恩施坦作为国际修正主义的鼻祖，考茨基被视作无产阶级的叛徒在 我国已成定论，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论”， 或许是铁案难翻的。
    但有学者小心翼翼地提出：以往国内修正主义的批判者大多没有读过修正主义代表人 物的原著，而是“顺着经典著作的意思”行事的。现在国内的政治气候宽松了，伯恩施 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否应该重读？其中的个别内容是否可以 比较客观地加以研究和理解？
    二
    如果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脸谱尚无必要重新勾勒的话，那么终究还有一些思想家活 动家的思想是格外深邃的，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些“高山仰止”的敬意，少一些鞭笞， 如俄罗斯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关于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教科书往往只是声讨他晚年的错误：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 革命潜力，否定十月革命，不认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等等。可另一方面 ，当诸多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变得比较明朗时，难道我们不应该研究研究他晚年一些重 要见解的历史价值和科学预见性？
    几年前，学界披露了普列汉诺夫的遗嘱[7]，说他临终断言：“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 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 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也另一个样子”。而常常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 ‘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 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