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想象在近代的实践表明，欧洲对自我和他者知识的追求是与文化权力的运作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一种霸权，一种不断重申欧洲比非欧洲更加优越、更加先进的话语霸权。所以，要全面理解“欧洲观念”，就必须深刻认识其中的文化想象问题，认识到“欧洲观念”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和技术操作，它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不断从作为替代物或潜在自我的非欧洲社会中获得力量和意义。
    文化想象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的现象，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是欧洲特有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强调任何事物都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定属性，人类学家以此来界定种族或族裔，文化研究者希望透过这一概念来洞察不同群体所享有的文化认同。本质主义也常常用于建构人类的主体性。欧洲自笛卡儿以降，不断有学者求诸理性，展现作为个体之人的独一无二的自主意识，从而完成客观世界主、客体的分立，把人类从神意或宇宙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质主义与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有许多共通之处。“逻各斯中心主义”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它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但这种认识论却是以自我构造的逻辑为根据的，它是循环论证的、自我指称的和自我满足的，不存在为之辩护的外在有效性或实体性的根据。[9]（P3） 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它们都排斥“异质性”，追求一种等级森严、无法逾越的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文化／自然、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西方／东方、自我／他者等。借助这种对立和层级体系的策略，本质主义一方面把一切不符合欧洲价值观念的东西予以修订、抑制和排斥，同时也对欧洲文化作出调整和定位，使它的内在特质更加突出。德里达把这种欧洲特有的本质主义称作“白人的神话学”（white mythologies），指出：“白人的神话学，它重新整合和反映西方文化：白种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即表现他自己特征的神话看作一种普遍形式……白人的神话学尽管已在自身范围内抹去了那个产生它出来的神话背景，但这个背景依然在起作用和十分活跃……”[10]（P213）
    本质主义以分析欧洲与非欧洲社会的差异而著称，特别是当欧洲进入现代性阶段后这种二分法的使用就更为普遍。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人们根据欧洲（现代社会）与非欧洲（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以二分法构造出许多相互对立的概念，用来描述两种社会的不同性质，从滕尼斯的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到韦伯的法理型立法和传统立法不一而足。本质主义借助对非欧洲社会的概念化评判，加深了欧洲社会的同一性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意识。但是，以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想象在建构“欧洲观念”时，也包含了许多非理性或虚构的成分，它倚重于欧洲中心论的视野，往往不能遵循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在此之外，发明或创造出另外一种人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
    认识到“欧洲观念”中所固有的文化想象问题十分重要，它使人们能够摆脱相对封闭的从欧洲的角度去思考欧洲的局限性，因为自我认知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倾向，它容易产生出一种虚假的观念，造成认知上的盲点。只有避免“欧洲观念”中的文化想象，人们才能够从更加开阔的视角，甚至从相反的立场去理解欧洲精神的本源。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意味深长地说过：“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11]（P1-2） 在他看来，“欧洲”一词对欧洲人来说代表了自由、人权和民主，但对其他民族来说或许就意味着统治、剥削和奴役。
    三
    在欧洲与非欧洲社会交往的历史中，后者对欧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起源于亚洲，却成为一种欧洲性宗教，它不仅带来了欧洲宗教观念的革命，也在文化上重新塑造了欧洲。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12]（P18-19） 并且，当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古典文化的复兴也正是受益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对它的保存与发扬。
    非欧洲社会在欧洲文化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人们开始对欧洲文化的普遍性提出质疑。英国学者马丁·伯尔纳在他那本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中甚至对欧洲人自我标榜的古典文明予以解构，声称其“特殊性”大多数来自于埃及文化和腓尼基文化的遗赠，所谓古典文明的神话不过是18世纪以来欧洲知识界的学术虚构（fabrication）。[13] 特别是， 随着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文化的边界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任何文化都面临本土文化与外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那种为了强调欧洲文化纯粹性、一致性和优越性而诉诸想象的原则无疑会在全球文化混杂的空间内丧失其权威和效用。从全球化所引发的当代移民问题的严峻性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观念”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移民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沃勒斯坦指出，移民活动是500 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特征。[14]（P18） 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当前，人员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更成为必然。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每年迁移的人口约有100万。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全世界的移民数量已达1.91亿人。在20世纪中叶以前，移民活动的主要趋势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欧洲向美洲、澳大利亚等边缘区域迁移。此后，移民的方向发生逆转，开始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向中心回流。作为战后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西欧各国，很快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入境国。从数量上看，欧洲移民的主体多来自伊斯兰国家，在欧洲现有的约2000万移民中，穆斯林就占据了1100万左右。其中法国至少有500 万穆斯林移民，德国大约有330万，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也在150万到180万之间。穆斯林移民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欧洲种族成分相对单一的状态，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上与欧洲传统基督教社会的不同，客观上造成移民与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隔阂与冲突，与之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成为引发欧洲社会分裂、认同混乱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