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欧洲观念”中的文化想象而言，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出现使这一问题内在化了，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化想象主要针对欧洲文化边界之外的他者，现在它将不得不面对已经成为欧洲合法公民或欧洲之一部分的内部“异己”（resident Other）。[15]（P55-57） 尽管欧洲为伊斯兰教价值观融入西方现代文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并不能根除文化想象和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欧洲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新种族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想象的一种变形和延续。
    内在化了的文化想象在继承欧洲历史上已有的种种陈词滥调的同时，也具备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以不可更改的“种族”概念替换了可变的“文化”概念。种族的区分基于肤色、体貌等生物性特征，在排除混血的可能性下，种族的“基因”可以一代代持续不变地传递下去。文化同样具有遗传性，人类学家林顿认为：“社会遗传即文化。文化作为一般词语意味着人类的全部社会遗传，作为特殊词意味着一种特殊社会遗传。”[16]（P78） 然而，作为分析性范畴，文化的定义更多地强调它在分析过程中的实用性，避免带有价值判断，克鲁伯在《今天的人类学》中写道：“文化是一套行为的和有关行为的模式，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流行于某一群体，并且，从研究的角度和研究所覆盖的范围来看，这些模式即使在与其他模式相关联中仍显现出非连续性和可被观察性。”[17] （P536） 这表明，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它们的文化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一种新文化。种族主义者却无视文化的这一特性，坚持把种族间的生物性差异扩大为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否定文化交融的可能。英国右翼政治家埃诺奇·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言论或许具有典型意义：“西印度群岛或亚洲人的后裔即使生于英国也不会成为英国人。尽管由于出生的原因，他们在法律上已成为联合王国的公民，但事实上他们依然是西印度群岛或亚洲人。”[18]（P77） 这种对“种族”和“文化”概念的混淆仍然是以文化想象中的本质主义为依据的，它将不同文化视为非此即彼的特殊形态，认为跨越文化边界的行为只会导致文化本真性的丧失和认同的错位。
    文化想象的第二个特点是以相对主义的多元论为基础，是以强调“差别权”（right to difference或droit a là différence）的名义出现的。“差别权”是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反种族主义的一个口号，主张维护移民少数族裔的权利，保持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认同。欧洲的极右翼和新右翼却把差别权的指向颠倒过来，要求维护作为多数的欧洲人的文化权利，声称这种权利在非欧洲文化的冲击下同样受到了损害。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就宣称：“我们这些法国人要求我们的差别权……我们的人民有支配自己的权利……捍卫我们特性的权利。”[19]（P194） 这样的措辞表面上并不赞同激进的种族主义，似乎只是委婉地指出：我们不认为自己更优越，我们不过是想表明和他们有所不同，而且我们有权利和他们不同。但实际上它更具欺骗性，更容易在公众中取得合法地位。文化想象的这种策略转换，使直接歧视和彻底排斥能够以宽容、尊重他人和差别权等合理的借口实施，歪曲和颠倒了它所使用的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
    然而，文化想象的内在化也带来了如下后果，即它无法再像历史上那样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如果说欧洲文化属于“第一空间”，非欧洲文化属于“第二空间”， 那么双方之间相互渗透的地带将被称作“第三空间”（Third space）。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空间，居于霸权地位的话语在此将被消解，被压抑的文化则得以进入主流语境。印度裔英国学者霍米·巴巴对“第三空间”的意义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文化的所有形式都不断处在混杂的过程之中。但是对我来说，混杂性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能够追溯两种本原，而是让第三种脱颖而出，即一个令各种立场得以出现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置换了建构它的历史，树立起新的权威结构和政治动因，而这些都是现有的知识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杂的过程引发了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崭新的以前未被认识的东西，引发了一个意义和表征的谈判的新时代。”[20]（P211）
    此外，无论从现实政治、经济发展或人口再生产等角度考虑，内部的他者即穆斯林移民的出现对欧洲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多、凝聚力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彻底同化或完全隔离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自由、民主的理念要求欧洲以多元的视角去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文化，要求以“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来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不仅允许它们继续存在，而且要承认它们的价值。[21]（P301） 反之，作为少数族裔的穆斯林移民，应当放弃坚决从种族角度定位自身的立场，在反对强制同化的同时，也要避免所谓的“强制反同化”，以原教旨主义对抗新环境的同化压力。哈贝马斯在谈及移民的接纳问题时，从哲学层面剖析了同化的双重含义：一种是赞同解释世界范围内的制宪原则，即移民认同并接纳欧洲社会中公民自律机制以及公开使用理性；一种是在文化-伦理上同化于欧洲的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和文化习俗。哈贝马斯认为，移民可以接受第一种同化而介入欧洲的政治文化，但不必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欧洲社会才可以保持其政治文化的兼容性，而不会排挤外来的亚文化，使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22]（P365）
    当意识形态之争在欧洲宣告结束，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争论却随着文化想象的内在化，使欧洲再次体验到社会内部的某种紧张关系。面对文化多元主义、族群主义和差异政治的挑战，欧洲必须摒弃“欧洲观念”中那些本质性和纯粹性的成分和解决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依附性等问题。如同任何一种文化，只有通过无条件地修正自我，通过勾勒所选择的现状或者通过对外在力量的整合才能维持其生命力一样，“欧洲观念”要想富有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从批判和断裂中获得自我转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来自“欧洲观念”中所蕴涵的对自身进行重组和再编排的认同叙事的创造性，欧洲丰富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23]
    收稿日期：200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