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舆服消费的等级森严
    统一的舆服制度寓含严密的等级性特征，作为身份与地位象征的舆服，彰显着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史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拆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6](卷91《货殖传》)在秦汉人眼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等级制，才能使社会各阶层上下相安，不发生纷争。
    秦始皇东游琅邪台刻石颂功，明确提出“尊卑贵贱，不踰次行”[3](卷6《秦始皇本纪》)。西汉时，贾谊在《新书·服疑》云：“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贾氏认为服饰要体现上下等级和贵贱差异，要使天下人“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亦提出：“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朝，将军大夫不得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刑余戮民不敢服丝玄纁乘马，谓之服制。”董氏进一步提出服饰与爵位的关系，要求“度爵而制服”，“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平民、百工商贾、刑余戮民不能随便衣丝乘马。正如汉律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3](卷30《平准书》)“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6](卷1下《高帝纪》)。
    东汉时，舆服与身份地位、国家制度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舆服媒介展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身份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开篇引《尚书》曰：“车服以庸”，引孔安国注曰：“赐以车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由此可见，国家试图用舆服制度来表彰个人德行与功绩，规范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为了进一步细化等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东汉明帝时朝廷重新制定并颁布了舆服制度及其消费标准，这在《后汉书·舆服志》中关于舆服种类、数量、规格、文章、色彩、佩饰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以体现天子、公卿大夫至庶民之间严格差等关系，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和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关系。
    (三)舆服消费趋于奢靡与浮华
    秦汉时期，由于制车和服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马、服饰种类增加，式样繁多，且巧文丽饰，大大地改善了车服的消费结构。如《盐铁论·散不足》云：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枙，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
    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及其后，木軨不衣，长毂数幅，蒲荐苙盖，盖无漆丝之饰。大夫士则单椱木具，盘韦柔革。常民漆舆大軨蜀轮。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軨。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
    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后，大夫士狐貉缝腋，羔麑豹祛。庶人则毛绔衳彤，朴羝皮傅。今富者貂，狐白凫翥。中者罽衣金缕，燕代黄。
    由此而知，汉人舆服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并呈现出舆服奢靡的趋势。史载：武帝时，“今天下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6](卷64下《严安传》)鸿嘉年间，张放娶平恩侯许嘉女，“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6](卷59《张汤传》)。西汉末年，王氏贵戚“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6](卷99上《王莽传》)东汉时，舆服竞相攀比奢侈，“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志第29《舆服上》)京师贵戚“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2](卷49《王符传》)
    舆服是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象征，统治者非常讲究雕文错镂，豪华装饰，以公开展显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倾向。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榩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榩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筩。
    诸马之文：案乘舆，金[鋄]方釳，插翟象镳，龙画緫，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燕尾。驸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2](志第29《舆服上》)
    为此，司马彪感叹道：东汉舆服制度是“车輅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2](志第29《舆服上》)如此奢华的舆服制度，是树舆服奢侈风气的风向标，是激荡起奢侈风气的重要因素，“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6](卷64下《严安传》)
    秦汉时期，在舆服制度的影响下，舆服消费方式成为国家制度安排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的产物，反过来，舆服等级制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舆服等级制消费助推了奢靡风气
    消费是人之所欲。《荀子·荣辱篇》曰：“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司马迁说：观三代礼制增减，“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3](卷23《礼书》)。为此，汉代国家提高礼制标准，使上层阶层享受更加奢侈生活，“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3](卷23《礼书》)如此满足人之欲望的本意是为了“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3](卷23《礼书》)，从而达到“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3](卷23《礼书》)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