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府诗《陌上桑》的讨论，近年来热度不减。稍加检索就能知道，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且诗中的人物身份仍是备受关注的论题。对人物身份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陌上桑》主题思想的理解，及其形成时代的判断，进而是其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价。
    我曾有一篇文章，题为《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①，讨论《陌上桑》所涉及的官名、官制。女主角罗敷的夸夫之辞，有“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之语。注家通常把“朝大夫”释为中央朝廷上的大夫，把“侍中郎”释为皇宫里的侍中，把“专城居”解释为郡守或刺史。而我指出，对后三句的上述解释都是错误的。就东汉官场的一般仕历而言，“朝大夫”应指郡朝中的大吏，“侍中郎”是经察举而来的郎署郎中，“专城居”特指县长县令。也就是说在罗敷口中，其丈夫眼下是一位县官儿。
    可能有人这样想：民歌中的官名难免夸张虚构，不能看得太实，纠缠其中的官制礼制，无大意义。我的看法却不相同：民歌虽有夸张，却不应违背事理常情。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虚构自己是科长或厅长，但不大可能虚拟自己由厅长升了科长，因为这与现行干部制度不符。假如你编通俗故事，你可能虚构一个乡下女孩拒绝了一位科级处级的官儿，但大概不会虚构她拒绝了一位厅级部级的官儿。因为乡下女孩与后者交往的几率太小。听起来太假，就会降低文学感染力。《陌上桑》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其夸张和虚构不远于情理，方能广泛流传。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罗敷夸夫的那一串官衔切合东汉一般仕历，那么有什么必要拒绝这个结论，反而墨守较为渺茫的解释呢。
    又有读者提出，若觊觎罗敷的“使君”是郡守或刺史，而在罗敷的口中其丈夫只是县官，低对方一等，那么，那首民歌的戏剧化气氛就将减色不少。这个意见确实在情在理，值得重视。诗中的情节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心理期待：罗敷在夸耀丈夫的官儿时，举出一个较大的官名，压了那位觊觎罗敷的“使君”一头，从而情趣横生。《陌上桑》的形成过程，应该是顺应了这个心理期待的。而我的那篇文章未加深考，仍然沿用旧说，仍把“使君”视为郡守或刺史，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其实拙文发表不久，我就产生了新的看法，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课上讲给了学生听，但未暇成文。今将此文写出，以修订一己旧说及注家旧说。
    在推断那位“使君”身份时，“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一句中的“使君”之称及“五马”一事，是最重要的线索；合理的解释，应与“使君”及“五马”两点同时相合。一向的意见，认为“五马”是指郡守或刺史的车驾，进而断定那位“使君”为郡守或刺史。然而揆之东汉车驾制度，无论把“五马”释为郡守或刺史的车驾，都有很大矛盾。所以，本文将围绕“五马”而展开。“五马”的典故曾在众多古典诗文中出现，其本义既有疑问，则理当置辨。讨论“五马”之事，就需重新审读东汉、甚至魏晋南北朝的相关车驾礼制，并订正若干矛盾的记载。所以这个讨论，对汉魏晋南北朝的车驾礼制的认识，也有裨益。
    一、再论郡守非“五马”，郡守之安车驾二
    由于《陌上桑》的缘故，“五马”每每被用作太守的别称。如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倪太守遗言：“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②两太守则称“十马”。洪迈《夷坚志》：“太守俗呼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③明万历年间薛同术、薛之屏父子均至知州，所以陕西韩城的薛氏旧宅门楣题以“十马高轩”。
    今人对《陌上桑》的解释，颇受清人吴兆宜等《玉台新咏笺注》的影响。其书卷一注云：
    许《彦周诗话》：“五马事，无知者。陈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以谓州长建旟作太守事。又《汉官仪注》：‘驷马，加左骖右排。’二千石有左骖，以为五马。存之以俟知者。”阴时夫《韵府群玉》引《元帝纪》云：“汉制，太守驷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贵。”今《元帝纪》无，未详何据。《遁斋闲览》：“汉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故为五马。”《墨客挥犀》：“世谓大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旗。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后见庞几先朝奉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④
    《笺注》所辑许《彦周诗话》、陈正敏《遁斋闲览》、彭乘《墨客挥犀》等，都把“五马”说成是汉代太守的车驾。又如潘淳：“又《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太守、相驷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⑤此外还有一说，谓周朝诸侯驾五，故以“五马”喻汉之太守，其根据是《宋书·礼志》引《逸礼·王度记》所说的“诸侯驾五”⑥。
    由此遂成三说，一谓汉太守比于周朝之州长，故御五马；二谓二千石太守若加右，则成五马；三谓“五马”是借“诸侯驾五”之制以喻太守。⑦然而这三种说法，均极可疑。
    首先《诗经》“良马五之”及周礼“州长建旟”之事，不足以证成汉太守五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其所引《漫叟诗话》、《学林新编》，已驳其非。⑧进而所谓太守驷马、加秩为中二千石者则有右、遂成“五马”之说，其实只是若干宋代文人对“右”概念的错误传述。从其阐述看来，在太守车驾之制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我们未知的历史记载，只是误读和曲解了汉代典志（如《续汉志》、《汉官仪》等）中的“右”制度而已。至于《逸礼·王度记》的“诸侯驾五”，他书中存在异文，以此解释“五马”者也承认这一情况的存在。而且，即便有“诸侯驾五”之说，也不能据以指认民谣《陌上桑》运用了《王度记》的典故。
    以太守释“五马”与东汉车驾制度不合，当代学者之中，徐洪火先生较早指出了这一点。他首先提示了在《王度记》的“诸侯驾五”之外，还存在“诸侯驾四”、“诸侯与卿同驾四”等异文，进而提出：“诸侯、太守都是驾四马而不是五马；《陌上桑》用‘五马’指太守的车驾，这是民歌的手法，与典制无关。”⑨叶晨晖先生反对徐先生的意见，认为东汉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太孙都是“左右，驾三马”的，“驾三匹马，外加左、右二匹马，不是五马吗？”进而中二千石的车驾，就是驷马外加右，形成“五马”⑩。叶先生等于是用太皇太后等的“左右”，为宋人“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之说增添新证了。随后徐先生予以反驳，指出“左右”应理解为驾三马，而不是驾五马；“太守‘法出’只能驾四马，‘他出’所乘之安车驾几匹马呢？……既然太守‘法出-他出’其车都不会超过四马，他又怎么可能驾五马呢？”“汉代无驾五马的制度，太守不是驾五马而是驾四马”(11)。
    徐、叶二先生的相互辩难，似未引起《陌上桑》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所以有必要继续探讨。后文还将讨论“使君为刺史”的论点，眼下对太守之“右”问题的辨析，对后文也有裨益。
    徐先生未能指出汉代太守的安车驾数，只是说“不会超过四马”。那么二千石太守的安车到底驾几呢？对《续汉书·舆服志》所载二千石之安车驾数，学者的理解略异。如李发林先生认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上卿、郡守等高官，驾二至四马(12)；朱锡禄先生认为，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只能用一马拉车，二千石以上至万石丞相、王公贵族，可用二至四马(13)；吴曾德先生认为，大贵人等及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及其夫人），皆驾二马(14)；冯沂先生认为，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驾二马(15)；刘增贵先生认为，中二千石以上二马，以下一马（包括其妻在内），只是在大典礼上，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才乘驷马，日常乘安车(16)。照李发林、朱锡禄先生之说，二千石驾二至四马；照吴曾德、冯沂先生之说，二千石用二马；照刘增贵先生之说，二千石日常驾一马，仅仅在大典礼上驾驷马。
    下面就对此加以讨论。请看：
    1.《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2.《续汉书·舆服志上》：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其千石、六百石，朱左。……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中二千石以上右，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云。
    3.《宋书》卷十八《礼志五》：中二千石皆皂盖、朱蕃，铜五末，驾二，右。
    4.《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铜五采(17)，驾二，中二千石以上，右。
    5.《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加交络帷裳，皆皂。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车，铜五末。
    6.《续汉书·舆服志上》：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驾两。
    先看第1条，它显示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在“郊庙、明堂、祠陵法出”时“立乘，驾驷”。“法出”就是“法驾出”，“法驾”即法定的最高出行车驾(18)。而且《续汉志》此处的“法出”，似特指郊庙、明堂、祠陵三种皇帝法驾而出、官贵随从的场合。“他出，乘安车”，若不是上述几种大典礼，那些官儿就只能乘安车了。
    第2条说“中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云”，没说“右”是驾几。（因东汉公、列侯至千石用皂缯盖，六百石至三百石用皂布盖，二百石以下用白布盖，所以《续汉志》的“三百石以上皂布盖”一句，应置于“千石以上皂缯盖”一句之后。）第3条《宋志》、第4条《晋志》，则都有“驾二”明文，为《续汉志》之所无。虽然可能是《宋志》、《晋志》摘抄《续汉志》，但多出来的“驾二”二字，应有所据。
    只看《续汉志》，似乎只有中二千石以上才有“右”，二千石没有“右”，只能驾一了。第4条《晋志》的上半句倒是有“中二千石、二千石……驾二”的意思，不过从下半句“中二千石以上，右”看，那也可以怀疑为摘抄《续汉志》不当所致，还不足以充分证明二千石右驾二。然而再看第5条，问题就清楚了。“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那么，连二千石的夫人都可以“右”，二千石本人反倒不能“右”，合理么？何况诸夫人所乘之车，明明就是“其夫之安车”。由此可证，上引文第1条《续汉志》“中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两句必有讹误，可以推测它们都脱落了“二千石”三字，原文应作“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右”、“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驾”。“二千石”三字的脱落，有可能是原文使用了重文符号“=”，而后世传抄刻印时脱落了重文符号“＝”所致。中二千石与二千石处于同一车驾等级，这从第1条“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一点，也看得出来。
    进而再看第6条。这条说长安县令、雒阳县令及王国都县的县令“设右，驾两”。按，六百石的县令一般是驾一马的，但上面这些县令秩千石、高一等，所以特别被允许“右，驾两”。那么，连千石的都县之令都能“右，驾两”，秩级更高的二千石郡守反而不能“右，驾两”，合理么？进而“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一句，表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都用“皂缯盖”，这跟它们全都“右，驾两”，也是一致的。
    总之，“右”就是“驾两”，二千石（甚至包括千石或部分千石）以上官可以“右”。(19)二千石只在若干大典上乘驷马高车，郡守在郡的日常车驾则是“驾二，右”，而不是驷马。西汉武帝时，制度似不严格，郡守似乎还能用驷车传车(20)，但昭、宣以后就不同了。汉宣帝时太守韩延寿在郡中用驷马，而且连功曹的引车都用驷马，结果以“上僭不道”之罪弃市。(21)可见这时的太守，在郡里连驷马都不能用，更谈不上“五马”了。因中二千石与二千石车驾在同一等级，那么宋人的中二千石右五马、驷马之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乃有右、从而形成五马的说法，就是不能成立的。再考虑“使君”这个称谓，《陌上桑》之“五马”是郡守车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