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这样两条涉及刺史的简文：
    1.出鸡一双，以食刺史，从事吏一人，凡二人，一食。（《元康四年鸡出入簿》，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九五，第119简。）
    2.□□月壬午，凉州刺史；侍御史曰：赏使行部奏事；驾一乘传，载从者□得。（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V92DXTl309③:29。）
    悬泉置作为传舍，要招待过往官员。第1条显示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某刺史跟他的从事吏在此“一食”，吃了一顿饭，待遇是一人一鸡。官员的随从在传舍就餐，按制度是“千石到六百石毋过五人”(50)。六百石刺史最多可以带5人共食，可见他只带了一吏，没有更多随从。进而不妨推想，这位刺史与从事吏一路所乘，是一辆驷车、一辆一马轺车。第2条来自一片削衣，残文3行，25字。文字虽不完整，但表明了刺史有郡国行部及赴京奏事之责，其时他使用的是驷马“一乘传”，而且有“从者”相随。“从者”与刺史异车还是同乘，从简文看不出来。东汉刺史已不用亲自入京奏事了，所以这片涉及“奏事”的削衣，肯定是西汉之物。两条简文，暗示了西汉中期的刺史车队，可以在“五马”左右。(51)
    汉元帝以后情况不同了，刺史官属大增。应劭《汉宫仪》：“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52)进入东汉，十三州刺史的“地方化”程度加深，州府组织更为完备了，除了治中、别驾之外，还有从事史十余人。官属之名有簿曹从事、兵曹从事、假佐、主簿、门亭长、功曹书佐、孝经师、月令师、律令师、簿曹书佐、都官书佐等。还有部郡国从事、典郡书佐，每郡国专设一人。(53)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还要察举吏民茂才。(54)行部时的这些繁杂事务，似应伴随着随行人员的增加。别驾是必须随行的，此官的官名就是另乘一车、别有其驾的意思。比照郡县长官的功曹车、主簿车，则刺史的功曹、主簿均应随行。部郡国从事史与典郡书佐，本来就是一个郡国专设一人、对口负责其地事务的，他们也可能要随同巡行。这时候的刺史车队，应已不止“五马”了。
    由文献和画像所见，官僚车队的排场颇为可观；大小使车又表明，使者的车队并不比行政长官规格低，甚至偏高，因为他们代表朝廷、代表皇帝。对东汉刺史的车队结构，幸有《荆州刺史李刚石室残画像》透露了难得的信息：
    右荆州刺史李刚石室残画像一轴，高不及咫，长一丈有半。所图车马之上，横刻数字云：“君为荆州刺史时。”前后导从，有驺骑，有步卒，标榜皆湮没(55)。“标榜”即榜题。前后导从的“标榜”虽已“湮没”，但图像已证明了导车、从车的存在，从而让人们看到，刺史车队的结构与大小使车相近，而且还有驺骑。这就足够了。不管其导从有多少车、驺骑有多少马，总之加上主车驷马之后，荆州刺史李刚的车队必已超过五马。哪怕只有一导、一从、一驺骑，这个车队也有七马了。而且这只是最低估计，实际必当超过此数。比如驺骑就不会只有孤零零一人。
    刺史驾驷，那么其车队总不该比驾二的小使车还不济吧。何况刺史乃是大监察区之长，全国也只有13人，势尊权重。当然，刺史因常驻地方，并不持节。综合考虑驾驷、大监察区之长和不持节三点，我们认为刺史的车队，应不低于不持节之大使车的7车10马。再考虑驺骑的存在，则其马数当在10马以上，亦即高于“五马”一倍以上。这跟前面对刺史随行官属的推测，也算是比较一致的。
    李刚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56)。参照东汉官僚车队的一般规模及东汉画像，我们认为，李刚车队至少可以反映东汉中后期的刺史车队。进而，与西汉制度之屡屡变化很不相同，东汉的制度相当稳定，在光武帝和明帝之后几乎一个半世纪没有波动。地方行政制度如此，舆服礼制也是如此。所以李刚车队的结构与规模，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东汉的一般情况。
    当然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汉代的律令虽然相当稳定、王朝不轻易删减变更，实际状况却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魏律序》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57)这是说，东汉的传车制度已不是秦汉与西汉的那个样子了，但律令依然故我。不过，官僚车驾之偏离制度，就史料看一般是体现为“车舆逾制”的，而不是比法定车驾更为减省。西汉之“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东汉之“车服制度，恣极耳目”，屡见不鲜。崔寔《政论》：“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法度既堕，舆服无限。”王符《潜夫论·浮侈》：“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58)汉画像石所见车队之浩大，也是明证。就此而言，以“7车10马以上”来推断刺史车队规模，其实只是最低估计。
    综上所述，仅就车队而言，如果《陌上桑》的故事形成于西汉武帝、宣帝之间，则“五马”不无可能是刺史的车队；如果这个故事形成于东汉，这个可能性就相当渺茫了，因为“五马”的排场过小，与这时候的刺史车队已不相符。
    《陌上桑》最可能出自什么时代呢？游国恩先生推测出自汉武帝时(59)，然而其论据和论证过于松散，多为推测。刘庆华先生已论其非(60)。论者一般认为《陌上桑》出自东汉，还有认为出自魏晋的。这就得考虑更多因素了。例如，罗敷的“倭堕髻”可能与梁冀之妻孙寿的“堕马髻”有关(61)，若干论者据此推定《陌上桑》出自东汉中后期。这就可以视为证据之一。
    从官制看，罗敷所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分指郡府之小史、郡府之大吏、郎官与县官，这与东汉选举制度完全一致。汉武帝建立孝廉科，孝廉举后照例先做郎官；但最初孝廉的来源比较宽泛，只是规定举自“吏民”而已。东汉就有所不同了。光武帝下诏，州郡在察举茂才、孝廉时“务授试以职”，即让茂才、孝廉做一段州郡吏职，然后才能举至朝廷。所以，东汉的孝廉主要出自郡吏。(62)《陌上桑》罗敷夸夫先郡吏而后郎官的叙述，与此相当吻合。又，西汉的孝廉察举还不甚重要，到东汉便成了主要仕途了，名公巨卿往往出自孝廉，相应地，以“侍中郎”、“孝廉郎”为夸，便不止一次出现在乐府诗篇之中(63)。东汉乐府对“侍中郎”、“孝廉郎”的夸耀，与罗敷以“三十侍中郎”夸耀丈夫，所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社会风气。
    还有若干论者认为，从五言诗的发展轨迹看，《陌上桑》之成熟精巧，可以证明它是东汉后期作品。因本人不是文学史研究者，故置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