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脑筋急转弯：“五马”非必一车之马
    “五马”既不可能是郡守的车驾，也不大可能是刺史的车驾，那么，到底是什么官儿使用“五马”呢？然而我们不想这样提问了，还是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向来的解释，无不把“五马”理解为一车之马数。这会不会是一个思维陷阱呢？试想，面对着遥遥而来的一队人马，观察者的第一意识，是其中某一辆车的驾马之数，还是其全体马数？显然是后者。观察者应该首先察觉到远处有一群车马存在，随其临近，再意识到其大致的车数、马数和人数，最后才会注意到其中某一辆车的驾马之数。若然，则此“五马”未必只指一车之马，也很可能是那个车队的总共马数。
    《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我们来分析这个场景：罗敷及民众首先察觉的，应是“南来”的“五马”自远而近；随后“五马立踟蹰”--车队路过人群，“使君”为罗敷的美丽而吸引，下令止步，“五马”由此全部停了下来；再后，一位“吏”走向人群，替“使君”向罗敷传情致意。质言之，“五马”可以是“使君”车队的总马数，总共就那么多马；那些马全都“立踟蹰”了，而不是说只有主车之马“立踟蹰”，其他的马继续前行。
    这样来认识“五马”，读者也许会有匪夷所思之感。由于“五马”一向被说成是“一车之马”，现在忽而解作“一队之马”了，难免招致诧异。确实，“先入为主”从来就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不过请考虑如下情况：
    1.《陌上桑》并未明言“五马”是一车之马还是一队之马。
    2.汉代根本没有五马这个车驾等级(45)，官僚的法定最高车驾只是驷马，连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法驾也只用驷马。
    如果排除成见而做客观判断，那么仅就第一点而言，“一车之马”和“一队之马”的可能性，其实就已是半斤八两、各占50%了，仅此就已不宜死守“一车之马”之说了。第二点就根本否定了“一车之马”的可能性，而令“一队之马”的可能性大增。科学判断，就是要在多种可能中选择最优的一种。读者应能看出，“一队之马”其实是较佳选择。
    不再把“五马”视为一车之马数，而是一个车队的总马数，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就可以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五马”问题了。
    若把“五马”视为一个车队的总马数，那么释“使君”为刺史，似乎又见光明：刺史驷马，再加其他什么人所用的一马，不就是“五马”了吗？问题在于，史料中汉代刺史车队的规模记载不够明朗。我们只能从相关制度旁推，首先考察东汉官僚车队的通常规模，进而是刺史车队的可能规模。学者或云，“五马”是民歌中的虚数，非实指。然而“虚数”也是一个“数”，毕竟《陌上桑》没说“八马立踟蹰”或“十马立踟蹰”，那么“五马”这个“虚数”，依然展示了那个车队的大致排场。
    首先来看行政长官。依东汉制度，三百石县长的车队包括贼曹车、督盗贼车、功曹车等3辆导车，主簿车、主记车等2辆从车，加主车合计6车。按制度还有2名骑吏。每车一马，加2名骑吏，则为8马。县令以上，还应另加一辆斧车；二千石以上，骑吏增至4人；“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三公的导从车既用“并马”，即“骈马”驾二，那么马数加倍。汉画像砖石中所能看到的车马出行图，前导后从，车的种类和车队构成大体符合文献记载，车数则有达到八九车甚至更多的，还杂以大量的骑吏及步卒。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中，能看到安车9辆，骑吏45人，共50多匹马。安平逯家庄东汉墓的四层车马出行图，被认为是二千石车驾。各层所见车为20-21辆；第1-3层有骑吏16名；第4层主车驾二，骑吏多达46名，还有2匹备乘马。共计82辆车，94名骑吏，179匹马。武氏祠的一幅车马出行图，主车榜题“令车”，应是县令；骑吏多达8人，大大超过了骑吏2人的规定。武威雷台的“守张掖长张君”之墓，出土铜车14辆，铜马39匹。又辽阳棒子台汉墓壁画，有车10辆，随从达170余人，包括骑吏数十人，总马数达127匹。(46)
    刺史不是行政长官，而是属于“使者”、号称“使君”的。那么再来看使者的车驾。《续汉书·舆服志上》：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奉皆两，大车，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
    小使车，不立乘，有，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那么使者之车可以分3等：大使车之持节者，大使车之不持节者，小使车。
    大使车之持节者，除了主车“驾驷”之外，还有8辆导车（“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4辆从车（“从车四乘”），导从共12辆，加上驷马主车，共16匹马，远不止“五马”。
    大使车之“无节”者，“单导从，减半”，那么导车减至4辆，从车减至2辆，加上主车驾驷，计有10马，也不止“五马”。
    那么小使车呢？其导车中没有斧车，只3辆；从车大概也要“减半”，即2辆；主车“有”，应即“右，驾二”。则小使车的车队，共5车7马，仍然不止“五马”。(47)《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马，相望道路。”“马”就是两马相并，也就是二马。这位中使所乘，应即小使车。武梁祠后室壁画中有一辆双马四维轩车，榜题“使者”(48)，也应该是小使车。《续汉志》没有叙及大小使车的骑吏数目，若加上骑吏，则其马数还将增加。
    上述大使车和小使车，似是特使之用车，而非刺史之用车，不过仍可以用作参照，进而推测刺史车队的可能排场。这时必须考虑刺史官属的变化问题，因为随行官属多少，将导致车数、马数之异。但刺史的官属之数，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武帝设置刺史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刺史只是一位中央派员，尚无下属，“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49)。据此推测，假如不是各郡的吏员会聚同迎，而是各郡分别在境内迎接，那么似有可能出现《陌上桑》所云“五马”的情况，即：刺史一车驷马，再加上一名郡国迎吏的一车一马，共5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