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两枚“地雷”就全部排除了。现在已能向读者确证：“左右”特指三马，“右”特指二马。东汉的皇太子、诸王，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日常也只用三马；官僚虽然有使用驷马的时候，但并没有驷马再加“右”的制度。赘言之，“右”与驷马无关。谢承《后汉书》记，别驾陈茂跟着刺史周敞行部，周敞想用传车载酒，而陈茂随即表示不满，说“使君传车骖载酒非宜也”(42)。这个“骖”是文学修辞，指左右骖，代指驷马传车，而不是说两骖之外另有马。
    那么回到《陌上桑》的“五马”上来。无论如何，史料中只有“左右，驾三”与“右，驾二”，却绝对看不到“驾驷，右”之制。刺史若用了“右”，就不可能是驷马；若用了驷马，就不可能是“右”。更不必说郡守了。所以，用“郡守或刺史驷马加右”来解释“五马”，此路不通。因为：
    1.“中二千石右”其实是“中二千石、二千石右”，不能由此得出“二千石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就增予“右”的推论。因为二千石本来就是“右”。
    2.“左右”与“右”是两个固定的车驾等级，一个是三马，一个是二马。
    3.汉代根本不存在以增加一匹马作为褒奖的制度，“加秩增右”纯系宋人的曲解臆说。
    四、关于傅玄的“驷马立踟蹰”
    虽然用“右”不能证明《陌上桑》之“使君”为刺史，但平心而论，“使君为刺史”的判断本身，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毕竟用“使君”来称呼刺史的情况，史不绝书。问题在于“五马”与刺史的驷马相矛盾，假如《陌上桑》说的是“驷马立踟蹰”，就毫无问题了。这种可能性还真的存在，请看：
    1.西晋傅玄《艳歌行》：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乐府诗集》二八）
    2.北魏高允《罗敷行》：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乐府诗集》二八）
    西晋傅玄的拟作《艳歌行》，说的不是“五马立踟蹰”，而是“驷马立踟蹰”。无独有偶，北魏高允的《罗敷行》亦然。傅玄《艳歌行》与《陌上桑》原诗的关系，无疑十分密切。木斋先生甚至推断“曹植和傅玄是《陌》诗最有可能的两位作者”。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驷马”与“五马”说法不同，提出“这还需要进一步考索魏晋之际的车驾制度”。(43)
    傅玄为什么转以“驷马”为辞呢？想来至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傅玄认为“五马”不合制度，官僚根本没有使用五马的，所以他将之改成“驷马”。而改成“驷马”，就意味着他是把“使君”理解为刺史的。使用驷马的刺史在魏晋已由中央派出的“刺举之吏”，发展为地方行政长官，成了政坛的主角了，“使君”之称频频见于史籍。第二种可能，是傅玄所看到的《陌上桑》原作“驷马”，而非“五马”，他只是径承旧文。那么今之所见“五马”是“驷马”之讹，而傅玄所看到的尚是《陌上桑》原文。至于北魏高允为何也使用“驷马”之辞，可能出自上述两个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受了傅玄的影响。
    如果上述第二种推断属实，那就跟“刺史驷马”相合了。不过却不能把这种可能性评估得太高。因为，傅玄的拟作对原作改动甚大，比如他略去了“采桑”的情节，女主人公对“使君”的态度变谦卑了。为了他改动的不高明，傅玄屡遭诟病。清人王士祯嘲笑其“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43)，萧涤非先生斥其“改‘罗敷自有夫’为‘贱妾有鄙夫’，尤可憎”(44)。因傅玄对原诗多所改动，则其改“五马”为“驷马”的嫌疑较大，《陌上桑》原作“驷马”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南北朝文人在运用或化用这个典故时，更多的情况仍是“五马”：
    1.北周王褒《长安道》：采桑逢五马，停车对两童。
    2.陈顾野王《罗敷行》：五马光长陌，千骑络青丝。使君徒遣信，贱妾畏蚕饥。
    3.陈徐伯阳《日出东南隅行》：蚕饥日晚暂生愁，忽逢使君南陌头。五马停珂遣借问，双脸含娇特好羞。
    4.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采桑三市路，卖酒七条衢。道逢五马客，夹毂来相趋。（以上分见《乐府诗集》卷二三、卷二八）
    5.梁刘孝威《郡县遇见人织率尔歌妇》：百城交问道，五马共踟蹰。
    6.梁简文帝《杂句春情》：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以上分见《玉台新咏笺注》卷八、卷九。）
    7.北周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五马遥相问，双童来夹车。（倪璠：《庾子山集注》）
    这些诗篇虽然比傅玄的《艳歌行》晚出，但显然有其所据。
    平心而论，因傅玄《艳歌行》、高允《罗敷行》的存在，所以《陌上桑》原文是“四马立踟蹰”的可能性，还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然而这种可能性毕竟相当之小，以傅玄之“驷马”来证明“使君”之为刺史，仍觉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