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又涉及罗敷到底是什么人，是官太太还是民女了。虽然《陌上桑》极意渲染罗敷的华丽妆束，但我们知道，这不足以证明她真的是一位官僚夫人。因为给女主角披上盛装，乃是民歌的惯用手法。可以比较另一首乐府诗《羽林郎》，那位女主人公“酒家胡”：“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83)在《陌上桑》提供的情景之中，乡民对罗敷没什么心理距离，他们带着亲近感而平等欣赏、自由坐观：“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罗敷对他们并非高高在上，不像一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贵妇。在这个情境中，担者、耕者、锄者与罗敷显然构成了一方，一个水乳交融的群体，一个充盈着真善美的乡民世界；“使君”则是另一方，他被表现为一位“外人”，对那个乡民世界来说，他是一名自上而来、偶然涉足的“异类”。“使君”眼中的罗敷只是一位民女，“宁可共载不”的请求看似彬彬有礼，但也透露了他并不是想明媒正娶，“使君自有妇”。从理论上说，民歌必定要寻求“情趣最大化”的。表现一位民女以其机智与勇敢，嘲讽并回绝了一位有一定身份的官吏，这样才能赢得“情趣最大化”的效果。若罗敷本来就是一位官太太，《陌上桑》就索然无味了。而且作为官太太，简单亮出夫婿身份即可，便足以显示尊贵了。罗敷却不厌其烦，一一详述夫婿仕历，从“府小史”一直说到“专城居”，穿插变换着夫婿各种英姿的剪影，虚虚实实，活脱脱一付女孩子的顽皮口吻。那口吻甚至给了我这样的感觉：那位无可奈何的“使君”，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这位女孩子正在编故事，以此来耍弄、调侃和拒绝他；他的官吏身份，对罗敷没什么吸引力。也许，这才是《陌上桑》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换言之，《陌上桑》是一幕轻喜剧，而不是一个“抗暴”的故事。那些以“抗暴”来解说《陌上桑》主题思想者，似应修订旧说。
    尽管在《陌上桑》之前，也有若干官贵在路边调情的故事，但其男主角并非本地长官。西汉之时，刺史之官就已在地方建立了权威。冀州刺史朱博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视为“青天老爷”一般，“州郡畏博威严”。(84)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官僚的傲慢程度与其官阶高下成正比。史籍所见，东汉的权贵相当强横，“妻略妇女”、“威侮良家”之事屡屡而有。不合情理的虚构夸张，过分拔高一位民女的抗暴能力，反而要损害文学性与感染力。前已提到，把“使君”理解为本地刺史的傅玄，就把罗敷的口吻给改了，改得谦恭卑下了。而如面对的不是人多势重的刺史车队，而是一支人马很少的车队，即把那“使君”看成一位较低的过境使者，一位不到三百石的谒者、郎中或掾史之流，这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风险是很小的，罗敷的肆意嘲讽便合理多了，更像是田边路畔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更准确地说，更像是民间故事里可能出现的情节了。
    刚才提到的乐府诗《羽林郎》，讲的是一位“金吾子”调戏“酒家胡”的故事。曾有很多学者把“金吾子”释为执金吾。但要知道，执金吾高高在上，秩中二千石，相当于今之正部级；此官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警备区司令。而我认为，那位“金吾子”并非执金吾，他只是大将军家的一名家奴头子(85)，这与其“调笑酒家胡”的举止更为相符。优秀歌剧、电影《刘三姐》中的民间女歌手，其对手是地主莫老爷，而不是巡抚、知府或知县，也算不远于情理。还不妨提到，南北朝另有若干艳情之诗，其情节发生在青楼女子与出差在外的“使君”之间，或发生在她们与“侍中郎”之间，而不是与郡守、与刺史之间。出差在外的“使君”或“侍中郎”更容易寻求艳遇，也算是人之常情吧。总之，把“五马”车队之主看成一位低级使者，更切合于原诗情境与历史背景。
    如果罗敷是夸耀丈夫在外当县令，以此来蔑视那位较低级的“使君”，那么《陌上桑》所呈现给人们的，就又是“用大官压小官”的戏剧场面了。县令秩六百石，高出约三百石的“使君”一头，那么请“使君”熄灭了痴心妄想：你不过是一位科级出差干部，居然想染指县领导的家眷，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使君一何愚”！
    以往的论者被“五马是一车之马”的成见束缚了，并对汉朝存在着大量可称“使君”的低级使者的情况略无所知。而在订正了罗敷丈夫的官名误释之后，再对“五马”做如上新解，名诗《陌上桑》的戏剧化情趣便毫发未损，依然扑面而来；那位美丽的民女罗敷，其机智与敏捷，照样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我们认为，从南北朝到明清的诗文中，所有以“五马”指代太守的用典，从史学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宋人以“右”推论“使君”为太守，纯属曲解；今人以“右”推论“使君”为刺史，亦断不可从。当然，“使君是刺史”本身仍能构成一说，如前所述，西晋傅玄就是那么看的。本文依据东汉车制及官制，尽量客观地评估各种证据的效力大小。视“使君”为太守或刺史，于情、于理、于史、于制都有反证存在；而视“使君”为低级使者，则几乎没有不利的证据。若用“量化”之法表达本文意见，那么可以这么说：《陌上桑》中的“使君”是太守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使君”是刺史的可能性，顶多30%；而“使君”是一名低级使者的可能性，可以评估为60%；另有10%的可能性，我们留给其他未知的情况，以示谨慎。综合衡量之余，“使君是一名低级使者”的判断，其可能性最大，优于其他各种假说。
    希望以上结论，能够深化对名诗《陌上桑》的理解与赏析。此外，本文对两汉南北朝车驾礼制的若干辨正，也可以供相关学者参考。
    收稿日期：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