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所叙大小使车，与此不合，要么就是错抄汉制，要么就是晋制。
    (48)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106页。
    (49)《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汉旧仪》。
    (50)亦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同上注。
    (51)按《太平御览》卷二六三《职官部·别驾》：“《汉书》曰：黄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诏赐车盖，特高一尺，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星于轼前，以彰有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0页上栏。如依此文，汉宣帝时刺史的官属中已有了别驾、主簿二官，而且各有其车了。但此事《汉书》卷五九《循吏黄霸传》记作：“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那么，“赐车盖”等事在黄霸迁颍川太守之后，所述已是太守之车队，而非刺史之车队了。严耕望先生取《御览》而不取今本《汉书》：“今本《汉书·黄霸传》‘赐车盖’至‘章有德’二十三字，在迁颍川太守下，明误。《补注》引宋祁曰：‘景本越本无此二十三字。’则脱讹久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306-307页。（所谓“补注”，应系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之补注。）严氏之见有一定道理：别驾是刺史的官属，而不是太守的官属。又，《续汉书·舆服志上》引谢承《后汉书》叙东汉别驾孔恂事，有“州别驾从事车前旧有屏星，如刺史车曲翳仪式”之文。（《北堂书钞》、《通典》等书引作《豫章列士传》，所述略同。）那么东汉别驾车确有“屏星”，这“屏星”是否是因黄霸而逐渐成为定制的呢？不过今本《汉书》依然无法完全否定，这个“别驾”也有可能跟“主簿车”连读，即作“别驾主簿车”，只是郡守的主簿别为一驾、另有一车的意思。疑莫能明，录以备考。
    (52)《太平御览》卷二六三《职官部·别驾》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0页上栏。
    (53)《续汉书·百官志五》本注：“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参看《续汉书·百官志四》司隶校尉官署。又参《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54)《续汉书·百官志五》及注引胡广。以上又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272页以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22页以下。
    (55)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上栏。
    (56)李刚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事见郦道元《水经注·济水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卷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75页。
    (57)《晋书》卷三○《刑法志》。
    (58)崔寔：《政论》，《群书治要》第四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册第783页；王符：《潜夫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两汉“车舆逾制”问题，参考刘增贵：《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第202页以下。
    (59)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5-386页。
    (60)刘庆华：《〈陌上桑〉写定于魏晋时期新论》，《文史杂志》2006年第1期。
    (61)崔豹《古今注》称“倭堕髻，一云堕马髻之余形也”。可参《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第517页。
    (62)参看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以下。
    (63)如《鸡鸣》：“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长安有狭邪行》：“太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仕洛阳”三字，即表明所述为东汉之事。参看拙作：《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64)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又侯旭东先生近年对传舍制度的一系列研究，也可供了解使用传舍的各种使者情况。参看其《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期；《传舍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5)《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