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中原战乱频仍，各地豪强纷纷乘机兴兵而起，或建王称制或据守一隅。这时的河西地区恰值窦融联合河西五郡长吏控御时期。《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窦融集团治理下的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如此卓著功绩常为后世所称誉。在以往有关汉代河西的研究成果中也多关注到粮食问题，①据汉简资料可知，在窦融集团统御河西的前期，这里曾经历过十分严重的粮荒问题。窦氏集团针对粮荒的困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最终顺利渡过难关，这才有了史书所载呈现的繁荣景象。而粮荒问题的解决，也使窦融集团能够决然与隗嚣割据势力决裂，得以全力支持东汉政权，在光武帝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兵燹频仍，粮荒凸显
    自古以来，粮食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粮食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保障。尤其在古代社会，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丰则天下安，仓廪盈则国运昌。自武帝以降，河西边塞就是中央王朝边疆经营的重点区域。列四郡、据两关、起烽燧、兴屯田，在汉政府的悉心经营下，河西走廊恰似一道天然屏障肩负起隔断羌胡、屏护中原安定的重任。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数量庞大的戍边吏卒的军粮供应，始终是汉朝政府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西北边郡地区的军粮来源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一为内地转运，二为屯田积谷，三为当地农民所纳赋税，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1](P102)就文献记载来看，前两种方式无疑是边塞军粮来源的主要渠道。如史书所描述的内地转运粮草时的盛况：“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给大农”[2](P1173)，王莽时还曾“蓦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2](P4121)而汉代西北的屯田，“不同于一般农业生产，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而组织的一种经济活动，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军事经济。”[3](P1)一语道破汉代西北屯田的性质，也反映出屯田对边郡军粮供给的重要性。总之，无论是内地转运，还是边郡就地屯田，河西边塞的军粮供给始终有强大的中央王朝为后盾，则戍边吏卒自然无后顾之忧。
    时移世异，两汉之际的河西局势与西汉相比，已是截然不同。在新莽朝，王莽改匈奴单于为降服单于，授单于印，去玺日章。引发匈奴叛逆，于是匈奴入塞寇盗不绝。面对匈奴寇边日甚的形势，王莽前后三次大规模调集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屯驻北方边塞欲回击匈奴。“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2](P3826)王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导致战乱不绝，西域诸国也因其积失恩信，分散瓦解。此外，王莽的田制改革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调，农业生产受到重挫，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史书真实地反映了王莽改革时期的社会现实。到两汉之交，天下战乱不止，灾害频发，粮荒问题已经初现端倪。正如史籍所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2](P1185)；“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4](P484)；“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2](P1145)；“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4](P32)。“人相食”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粮食短缺，粮价也随之暴涨。全国如此，作为战争前哨的河西边塞地区当不例外，或更甚于此。
    新莽败亡，审时度势的窦融奉命于更始政权就职于河西。当时，北有卢芳、东有隗嚣等割据势力，匈奴、反羌势力南北夹围河西走廊，虎视眈眈，伺机侵扰掳掠。自此，作为防御匈奴和经营西域之前沿阵地的河西地区，难有宁日。出土汉简表明，尽管两汉之交的河西地区未曾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冲突，但匈奴对河西边塞的攻略劫杀则时有发生，生产资料是他们寇抄的主要目标，兹举一例，如：
    (1)建武四年九月戊子，从史闳敢言之，行道以月十日到橐他侯官。遇橐他守尉冯承，言今月二日胡虏入酒泉□□ 《额》②2000ES9SF3·4A
    入肩水塞，略得焦凰牛十余头，羌女子一人，将西渡河虏四骑止都仓西放马六十余骑止金关西，月九日蚤食时…… 2000ES9SF3·4B
    从例(1)记述可知，进入肩水塞的匈奴不仅仅掳掠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十多头牛，而且连同归附的羌人女子一并劫走。诸如此类匈奴人攻塞劫掠的汉简记录还有很多，说明这是一种常见现象，显而易见，这对河西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的破坏作用自不待言。因此，上承新莽之末进入河西的窦融，一则在军事防御上需要与河西豪强同心戮力，以保安宁。二则，军粮的来源渠道变得十分单一，粮食的供给也只得完全依靠自身解决，自力更生是改变粮荒困扰的唯一途径。
    《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两汉之交的河西地区“斗绝在羌胡中”[4](P797)，深陷匈奴和反羌的南北围击。因此，粮食匮乏的窘境既对窦融集团抵御羌胡侵扰，维护河西边郡的安宁与稳定是一种挑战，也对窦氏集团不愿屈从隗嚣割据势力，观察天下态势伺机而做出政治抉择有紧密的联系。其时的粮荒问题更加凸显出窦融集团在河西的统御局势岌岌可危。
    二、廪食减额，粮价畸高
    窦融时期河西的粮荒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戍守吏卒每月廪食数额的减少；其二是，粮食紧缺，粮价畸高。以下分而述之。
    河西边塞戍守吏卒每月发放的廪食标准，“一般每月皆为三石三斗三升少，月小扣发一日，则为三石二斗二升少”[5](P23)。可是到了两汉之交窦融时期，吏卒每人每月的口粮数额变成了三石，如简文明确记载：
    (2)吞远守候长陈友，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6③
    (3)□□，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7
    (4)城北守候长王褒，八月旦乙卯守尽晦积一月，食用谷三石 EPF22·438
    依据记录内容和格式来看，例(2)～(4)属同一份简册，其中，尽管例(3)前半部文字残缺，但对比可知也应是某一个守候长的八月份廪食名录。如何更进一步确定这三枚简的年代呢？简文中都有“八月旦乙卯”的时间记录，“以此为条件去检索，在居延汉简的时间阈限内，只天汉三年、建平二年、建武三年这三年的八月是乙卯朔。再查EPF22·436的出土情况，同组简中其他多是王莽以后简，由此断定该简为建武三年简。”[6](P355)而与例(2)中“陈友”有关的简文还有一条：屯远候长陈友(EPF22·396)。这说明，后来陈友由试守屯远候长转为正式的候长了。例(4)中的“王褒”，据李振红先生考证，此人起于王莽时期，从一个一般的戍卒，后逐步升任燧长、候长[6](P326)。与此相关的也有另外一条简：城北候长王褒，三月食三石，三月丙戌自取(EPF22·90)。这则说明，王褒后来也转守为真了，但在月廪食数额上并未有所改观，依然是三石。从侧面反映出两汉之际的粮荒问题持续了较长时间。
    从其他一些简文中亦可透漏出粮食匮乏、吏卒经常遭受饥饿问题的困扰：
    (5)与俱居●況诚食乏，今毋所食，愿代五斗。EPF22·660
    (6)第卅二燧长况叩头，死罪死罪，对曰：诚食乏，毋所食。 EPF22·339
    (7)□给得见日月，谭原饥饿，以二石食赐，不敢复 EPF22·400
    (8)建武四年□□壬子朔壬申，守张掖旷、丞崇谓城仓：居延甲渠、卅井、殄北言吏当食者，先得三月食调给。有书为调如牒，书到，付受与校计同月出入，毋令缪，如律令。 EPF22·462A
    从例(5)(6)(7)所反映的内容可知，粮食紧缺，吏卒食物极其有限，饥肠辘辘的状态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势。例(8)“建武四年□□壬子朔”，查阅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知是“建武四年二月”。由于粮食不足，先将三月份廪食预支二月份。由此可知，在建武四年的时候河西的军粮供给仍然是入不敷出，粮荒局势依旧严峻。
    粮食匮乏，供求关系失衡，则粮食价格不断飙升。建武初期河西市场上的粮价畸高，而这恰恰又是粮荒的另一种表现。在“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中有对粮价的记载，此处按需摘选移录于此：
    (9)恩籴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买)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并 EPF22·13
    恩居觻得付业钱时，市谷决石四千 EPF22·16
    该册书所载内容实际是建武二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其中大麦、谷的价格真实反映了当时居延地区市场的粮价。当时，大麦一石3000钱。谷有两种价格，在甲渠地区是每石3000钱，在觻得县则是每石4000钱。同属张掖郡境内，但两地粮价却有较大差距。
    这样的粮价和以往相比，差距悬殊。排比西汉中后期同类粮食价格，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中间的巨大变化：
    (10)出钱百一十糴大麦一石，石百一十。《合校》④214·4
    例(10)中大麦每石价值110钱。与例(9)大麦一石3000钱对比，则知在建武二年年底的大麦价格是西汉时期的30余倍。例(9)中也记录了“谷”的价格，从汉简记载知晓，汉代谷常是粮食类的总称，比如：
    (11)用谷廿七石六斗，其十六石粟，十一石六斗麦。 《合校》177·16
    (12)出谷四百六十四石，其廿九石粟，二百九十石糜，百卅五石麦，三月以食戍卒二百卅人，人廿 《合校》甲附·8
    因此，谷的价格当指粟、麦、糜等粮食的价格。粟价在汉简中的记录较多，陈直先生通过对大量汉简粮食价格资料的比勘指出：“西汉中晚期，河西一带粟价，每石皆在百钱上下。”[5](P149)新莽时期麦的价格为：
    (13)候史宋君长，入麦二石九斗，直泉二百卅，偿奉长。 《敦》⑤362
    (14)□□□□□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买)目宿(苜蓿)养之，目宿(苜蓿)大贵，束三泉。……市谷大贵□□□□□□□□□□□□□，麦百三十余，西未甫时贱，□□□□□□□□ 《敦》239A
    例(13)货币单位为“泉”，是新莽时期麦的价格，每石麦为79.3泉(钱)；例(14)较例(13)简，价格涨幅较大，是在市场上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后的价格，麦价是每石130钱。可见，市场平稳的状况下，麦价应该也是每石百余钱左右。又，《合校》26·9A：“糜三石，直三百六十”，则每石价值120钱。综上，可以看出粟、麦、糜的价格大致相近。粟、麦、糜的价格基本上就等同于谷价。不难发现，建武二年年底的谷价是西汉时期的30～40倍，这和河西地区曾经“谷斛八钱”[2](P2984)的粮价形成鲜明对照。河西边郡粮食的紧缺程度可窥一斑，粮荒的危机蔓延于整个河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