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表面上看，庄园和印第安村社的关系在殖民地晚期保持一种“交换”状态，但是实际上这种依存关系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庄园和印第安村社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利益是完全不相等的，庄园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村社。
    从庄园的角度看。庄园只是在农忙季节招募一批临时劳动力，在淡季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离开庄园。与固定雇工相比，庄园不用给这些人提供住所，也不必给他们发放粮食配给，这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庄园的开支，这是其一；其二，随着人口的增长，庄园出售给印第安人更多的玉米和牲畜，而印第安人又能被大量雇佣--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粮食，这无疑有助于庄园谋取经济利益。因此，庄园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劳动力，“最基本的是霸占村社的土地，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庄园生产，部分是为了限制印第安人的独立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可能性，以至于他们服从庄园劳动的需要”。[12]124
    从村社的角度看，虽然季节工人到庄园劳动可以暂时缓解村社的压力，但是也带来问题，这是因为，既然季节工人一般在村社有自己的小块土地，那么庄稼种植和收获时间的安排与庄园的相同，当印第安人农忙季节在庄园劳动的时候，村社的生产也需要人手，那么只有等到庄园劳动结束之后，他们才能顾得上自己的，这就意味着村社正常的经济活动延后，很可能导致收成受损，这样无疑削弱了村社的自给能力而被迫依靠庄园产品。并且，季节工人在庄园劳动得到的回报也只是“勉强够交纳人头税和支付地方行政长官强迫他们购买西班牙商品的现金工资。”这些报酬没有对季节工人的生活产生实际性影响，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返还到西班牙人手中。这种情况说明，虽然季节工人在庄园劳动会得到一定的报酬，但是他们的生存仍然依靠村社的土地。季节工人与庄园的这种“雇佣劳动”关系实质上是西班牙殖民者变相剥削印第安人的手段，季节工人被迫与庄园形成依附关系。所以说，村社从中没有得到好处，完全为庄园服务，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庄园和印第安村社的这种不平等依存关系在农业危机时期表现得最明显。18世纪主要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十年打击中部谷地一次。大庄园在于旱时期损失惨重，粮食生产减产，许多牲畜死掉，这进一步破坏了庄园的农业生产能力。但是，庄园主通常会为损失找回更多的补偿。毕竟他们拥有最肥沃的灌溉土地，借助于前一年的好收成，他们通常在危机年份出售玉米，得到相应的利润，由此，周期性自然灾害中获得的收入是产粮庄园的一项根本性收入。为了维持庄园的正常、持续运转，庄园总管往往确保一般管理人员能够得到配给和卖给印第安人雇工的玉米。
    但是对印第安村社来说，则是另外一种局面。村社土地一般不如庄园的土地肥沃，并且只有很少的灌溉农田，那么一旦自然灾害来临，村社土地面临颗粒无收的危险。如果庄园损失很多牲畜，那么印第安人的少量羊群就近似于绝迹。另外，由于庄园农作物遭遇自然灾害，那么播种、收割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会相应地减少，这意味着印第安人劳动机会和收入来源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村社只有依靠庄园的粮食来尽量维持印第安人的生存。
    我们知道，庄园就是利用庄稼歉收导致的粮食短缺赚取利润的。虽然庄园产品大量运往城市销售，但是来自庄园附近村社的印第安人，甚至居住在庄园的雇工也是庄园产品的消费市场，尤其是玉米。以皮拉雷斯庄园（Pilares）为例。不管是庄稼丰收年和歉收年，庄园雇工自己种植的玉米不足以满足消费，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用每周获得的收入购买庄园的玉米，但是在农业危机最严重的年份，玉米价格可能是丰收年价格的2倍左右。在玉米丰收年，庄园以每夸尔蒂亚②（cuartilla）3雷阿尔的价格卖给雇工玉米，雇工一般会拿出25%的收入来购买。当玉米价格达到每夸尔蒂亚5雷阿尔的时候，雇工购买玉米的支出占收入的42%。虽然看上去支出比例增加了，实际上得到的玉米和农业危机开始之前购买的玉米数量一样多。当价格上升到6雷阿尔的时候，本来可以花费一半的收入来购买玉米的印第安雇工，这时候只拿出33%的收入，意味着他们从庄园购买的玉米减少了三分之一。[10]361这说明，如果考虑到不可能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需要的玉米，印第安人在农业危机年份就可能尽量减少玉米的消费，或者尽量把玉米数量压到最低点，或者迫不得已转向其他的粮食，比如大麦。
    对那些被雇佣来从事种植、耕作和收获劳动的印第安人而言，庄园是不提供粮食的。18世纪，相当多的印第安人种植的玉米在收获之后立即销售，只是储存小部分用于家庭消费。皮拉雷斯庄园的记录表明，要是农业危机年份玉米价格翻倍的话，大多数印第安人会无法忍受。他们只能尽力将玉米消费的数量缩减到最低点，几乎已经临近饥饿边缘。这种局面导致印第安村社的生活极端混乱。在农业危机最严重的1765-1766年，1785-1786年，1809-1810年，村社的印第安人几乎颗粒无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改吃大麦，而大麦通常是用来喂养中部谷地的役畜。在每次农业危机中，尤其是在新庄稼还没有收获之前的那段时间，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价格随之暴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印第安人被迫步行离开他们的村社，到更加遥远的庄园或矿区寻找任何劳动机会。[10]362因此，农业危机使得粮食需求市场扩大，相比丰收年，庄园主获得更多的利润，使得更多的苦难留给印第安村社，最严重的剥削落在印第安人身上。庄园和村社之间不平等的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
    随着18世纪人口的增长，印第安村社包括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家庭，村社土地和人口规模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同时，大庄园拥有越来越多的可耕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季节工人不仅能够满足庄园季节性的劳动需求，而且庄园在他们身上的开支要少于固定雇工，因此，这种雇佣方式更受庄园主的青睐，而村社是季节短工的理想来源，这样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社的人口增长压力，大庄园和印第安村社之间的劳动关系使他们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庄园得以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印第安村社利益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农业危机的年份，庄园乘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村社在生存的边缘挣扎。正如C.吉布森分析得那样，“殖民地时期更为常见的结果是村社丧失部分土地。这使村社能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其独立地位，但却加强了它对庄园经济的从属关系。这种政治分离和经济从属的关系符合庄园主的利益，因为庄园主摆脱了供应村镇的义务，而继续获得附近劳动力供应却有了保证。”[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