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结论需要获得实证，历史学也不能例外。如果“实证”一词是指实验证明，那么历史学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结论--不管是历史的单称判断，还是普遍性命题--都不能通过实验来加以证实；如果“实证”一词，意指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那么历史学自然是最讲究实证的，似乎也有它的实证性。其实，即便在后一种含义上，历史学在实证问题上仍会碰到特殊的困难，面临特殊的困境。
    一
    通常，我们总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说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并把这里所说的“实证”与文学的虚构相比较。我们常说，文学可以虚构，允许想象和夸张，而历史学则要从事实出发，必须实事求是，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情”。其实，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也不是胡说八道、凭空捏造，它同样也要从事实出发，要有事实的依据。金岳霖先生在《真小说中的真概念》一文中，曾说到史学与文学的“真”的异与同，他在引录了英国意识流小说家沃尔夫《黛洛维夫人》中的几个段落后写道：一个访问过伦敦，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去过英国花店，与英国人接触过的人，在阅读了上面引用的段落后，可能会回忆起他所经历的场面。至于他是否曾去过马尔贝丽花店，在伦敦逗留期间是否看到过任何紫丁香和飞燕草，是否曾遇到过皮姆小姐，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所需要关心的只是他曾经经历过薄雾弥漫、清新爽人和姹紫嫣红的英国花店，曾经看到像皮姆小姐那样的年轻女子正在来回奔忙，曾经看到像黛洛维夫人那样的太太，……总而言之，视觉上看到的花较之气味上闻到的花香更形象。从这个摘录的段落，就能给有上述经历的人一种真实性的意义。如果他停下来想要打听“存在蝴蝶花”这样的陈述句是否是一个基于历史研究的真命题，那么他很容易受人嘲笑（注：《金岳霖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可见，把“虚构”视为小说的代名词并不确切，文学与史学一样，也有事实的依据，只是文学中的事实，借用梁启超的说法，是“非事实”中的事实。《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虽非事实，但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便可借佛门作逋逃薮，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因也非事实，但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社会上特别阶级，却也为事实（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75页。）。只是这里所说的“固非事实”的“事实”与“却为事实”的“事实”，并非同一事实。一个是“一类事实”，一个是“一件事实”，“一类事实不是一件事实，它本身不是事实”（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2页。）。也就是说，“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便可借佛门作逋逃薮”，或“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社会上特别阶级”，都是“一类事实”，而不是一件特殊的事实。文学的特征是不必死守着特殊事实，它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如“鲁智深醉打山门”，或“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历史学所要关心的、必须处处死守的则是特殊的事实，虽然它也总是要将特殊事实归纳为“一类事实”。“一类事实”在陈述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普通命题”（注：这里所说的“一类事实”，金岳霖先生也称之为“历史总结”，或“历史结合的命题”，这类命题不是普遍性命题，也和特殊命题不同，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故叫它为“普通命题”。参见《知识论》，第752-753页。），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诸帝皆不永年”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与文学的不同，不在于是不是以事实为根据，或有没有事实根据，而在于对特殊事实的处理方式上。
    对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我们也需要做点辨析，以了解它确切的含义。比如，在伽利略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得快，伽利略对此有所怀疑，为此他爬上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亲自做了一次自由落体的实验，结果证明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是同时落地。如果某人对一结论还有怀疑，他可以当下就做一次实证。这里所说的“实证”，是指前者呢，还是指后者呢？即是实证“伽利略曾在意大利的斜塔上做过一次自由落体的实验”这件事，还是实证“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同时落地”这个“理”呢？显然，能够实证的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也就是说，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是实证事物之“理”，而不是实证其“事”。其实，伽利略的斜塔实验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确有其事。不过，自然科学家所关心的是“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是否同时落地”，而不是伽利略的斜塔实验是否确有其事。如果“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同时落地”确能实证，那么，“伽利略的斜塔实验”就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可以视为一种“非事实”中的事实，即伽利略爬上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做自由落体实验，故非事实，但伽利略第一个实证了“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同时落地”，则是事实（注：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曾讨论过历史与科学对“特殊事实”的不同态度，他说：“……历史学家卡莱尔在某处曾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事实才是重要的。国王约翰·拉克兰曾经经过这里。这里，是某种令人钦佩的东西，是一种我能对它给出世界上所有理论的真实性。’卡莱尔是培根的同胞，但培根却不曾说过这样的话。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语言。这位物理学家更可能说：‘国王约翰·拉克兰经过了这里’；但这对我完全一样，因为国王不会再经过这条路了。”转引自金岳霖：《真小说中的真概念》，《金岳霖学术论文集》第300页。）。从逻辑上说，肯定“重的东西与轻的东西同时落地”是真，并不能表示或肯定“伽利略的斜塔实验”也是真。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只能实证“理”，不能实证“事”。换言之，凡是能够给出直接实证的，只能是事物之理，至于事物本身是否确实发生过（如伽利略的斜塔实验）则并不能直接实证。如果有人一定要追究“伽利略在斜塔做自由落体的实验”是否确有其事，如同上文所说的一定要追问是否真的“存在蝴蝶花”，那么，他就进入了历史研究。
    为了证明“伽利略在斜塔做自由落体的实验”确有其事，必须找到证据上的支持，我们得寻找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资料，如伽利略的亲笔记录，或者其他目击者的记载以及其他直接、间接的史料。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件事情的曾经存在。不过，即便如此，所谓“实证”一词，也只是间接的、逻辑的证实，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做出直接的、通过对象的重复性来实证。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都认为，历史学只关心特殊，不关心一般；只描述特殊，不概括一般。这一种观点，在国内史学界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同。历史学能否概括一般，这一点暂且不论，不过，历史学特别关注特殊事实，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它不能以文学的、或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处理特殊事实。它要实证特殊事实，却又不能实证特殊事实。这一规定，就给它的研究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因为凡是特殊的事情，凡是有特定时间、地点定位的事情，都不能直接的、实验的、通过对象的重复性来加以实证，而只能是间接的、逻辑的推论。这种间接的实证就如同刑事侦探，证据充分，可以推论得非常完美；证据缺乏，只能是一筹莫展。当然，历史学是对“历史”的侦探，时间的间隔，证据的流失，客观的限定是无法逾越的。所以，历史学只是一门推理的学问，受证据的限定，假案、冤案、错案，以至于永远无法了结的悬案，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