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传》说，高祖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难顾庠序之事；文帝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武帝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经过汉初几十年的平定干戈，休养生息，汉政权日益巩固。政权的统一，也要求思想的统一。于是，汉武帝开始加强思想统治，儒学大盛，百余年间竟“一经传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汉书·儒林传》）。其中公羊学尤显。公孙弘以治《公羊》拜相封侯，董仲舒以治《公羊》成为大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汉书·董仲舒传》）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对中国政治、思想、学术诸方面影响至深的一件事。据《汉书·艺文志》，时传《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邹、夹等五家，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故不传于世。《公羊》在景帝时即立博士，《谷梁》在宣帝时也立于学官。独有《左传》，虽成书最早，汉初就有张苍、贾谊、张敞等人传习，但在西汉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极力推崇《左传》，力争立学官，但受到诸博士的反对，刘歆因之而“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被排挤出朝廷。
    为什么在西汉《公羊》、《谷梁》受朝廷重视，特别是《公羊》如此得宠，而《左传》不可登太学之堂呢？
    经史之别是主要原因。虽然从刘向《七略》始，《左传》一直列在官修书目的六艺略或经部的《春秋》类，被视为经学，而实为史学。虽然《左传》也解说《春秋》，但这种解说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杨伯峻说《左传》解说《春秋》有四种方式：一是说明书法，二是用事实补充《春秋》，三是订正《春秋》错误，四是补充《春秋》所不载，即“无经之传”。（见《经书浅谈·左传》）使“断烂朝报”（王安石语，见苏辙《春秋集解·自序》）般的粗略记载成为来龙去脉清晰、文字优美的史料。桓谭《新论》说：“《左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得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四库提要》也说《左传》“有大功于《春秋》”，这“大功”主要在史学价值上，可称其为“史传”。而《公羊》、《谷梁》是经传，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用主观臆测的方法解释经文，极少叙述史事，往往是借题发挥，自逞胸臆，使《春秋》成为适合汉王朝统治需要的政治教材，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如庄公三十二年，在“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经文下，《左传》和《公羊》都记述了公子牙破坏父死子继的继统法，欲让庆父继庄公，因此，季友杀其兄叔牙的经过。《左传》是纯客观的记叙，不露主观色彩：“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侍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之逵泉而卒，立叔孙氏。”而《公羊》却在记叙史实之前后加上维护君权的说教：“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然则善之与？曰：然……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汉统治者的传统策略是儒法并用或外儒内法。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一方面强调教化，“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为任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同时又主张“前德而后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汉宣帝曾教训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任周政乎？”（《汉书·元帝本纪》）景帝时，削平七国，同姓相残；武帝时，太子巫蛊案，贵如太子也难以保全性命。公羊家强调了维护君权，诛不避亲的思想，正与最高统治者的心思合拍。
    对于《左传》与《公》、《谷》的不同性质，前人早有认识。《晋书·王接传》说王接常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唐赵匡更明确地说：“《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陆淳篡《春秋啖赵集传释例》卷一）的确，一是史学，一是经学，二者体制绝不相同。刘歆力争立《左传》于学官，受到诸博士的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左氏》不传《春秋》”。所谓不传《春秋》的意思，恐怕就是指《左传》与一般经传“体异”，非“传”之正体。可见，经史之别正是当时诸博士排斥《左传》的主要武器。
    如果说经史之别是《左传》未能立于学官的内在原因的话，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其外在原因。首先，大汉王朝的空前统一，也要求思想的高度统一，这是必然趋势。最高统治者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套适合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公羊》正迎合了这种急需。《左传》虽然与这种急需并不相悖，但因为是史学，在迎合这种需要上远不如经学灵活、鲜明、直接。况且，当时儒学从百家纷争中升为正统，不过是刚刚开始，对其自身的经典也要逐步认识、修正和完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公》、《谷》显而《左传》被忽视是毫不奇怪的。以《左传》与《公羊》比较，略举二、三，以见其斑：
    关于大一统。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左传》：“不书即位，摄也”。《左传》仅从历史的角度补充说明《春秋》不书隐公即位的原因，而《公羊》却从中发掘出了“大一统”思想，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汉初，刘邦为稳定刘氏江山，大封同姓王。景帝时，诸侯强大，威胁汉室，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之人谋作乱”，竟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的局势。（《汉书·吴王濞传》）于是，汉景帝采用晁错建议，削诸侯封地，结果，吴王濞等七国同姓王联合起兵造反。武帝元狩元年，又有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所以，大一统思想正适应了汉王室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公羊》自然要受到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