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曹操年20入仕问题产生了一点想法，又拜读诸家研究，感到尚有未尽之意，而此问题实关系汉魏察举制度之变迁。需要说明的是，反映汉末孝廉察举变化的人物案例并不限于曹操一人，只是其材料较为典型而已。故拙文仅从曹操入仕途径所反映的问题，谈一点对汉末孝廉察举变化的看法。
    一
    《武帝纪》载：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 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此段文字，反映曹操入仕之途径是：人物品评，举孝廉为郎，出任地方官，再入中央。从程序上来说，与汉代察举孝廉及任用的一般途径无异，只是或由于其家世背景，或由于其个人能力不同，升迁较速而已。此非本文关注对象，暂且不论。
    汉武帝元光元年确立的孝廉察举制度，是汉代最有影响的仕进制度，贯穿两汉，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才，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推崇。孝廉察举制的主要内容有：（1）面向全体“吏民”；（2）举主为郡国守相；（3）岁举；（4）每郡国有人数限制（一人或二人）。劳干在征引武帝元朔元年“令二千石举孝廉诏”后说：“汉代察举制度的规模，可以说从此大定。以后西汉各朝以及东汉各朝虽然有所修正增改，但其中的大致范围大致不能超出武帝时代了。”① 就察举的基本框架结构来说，这个看法基本是正确的。
    学者研究已经揭示，从历史渊源上看，包括举孝廉在内的汉代察举制度可追溯到文帝②，武帝时期确立，但之后孝廉察举仍然有许多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如试职制度、按照郡国人口比例确定察举人数制度、限年制度、考试制度、举主资格与被察举者素质标准变化等等，前揭黄留珠、阎步克等著已有论，尤以阎著为详。因此，不同时期的孝廉察举，是受不同时期孝廉察举制度标准制约的，不宜一概而论。从现有材料看，曹操入仕时的孝廉察举制度，主要是东汉初年，尤其是顺帝以后渐次形成的，与之前并不完全相同。但制度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施行又是一回事。如果说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营私舞弊等情况③，尚属于孝廉察举体制内的腐败的话，那么从曹操举孝廉入仕情况看，汉末孝廉察举已经发生现实与制度完全相背离的重大变化。
    首先，年龄标准与科令规定的突破。汉代孝廉察举，顺帝之前尚未见有年龄限制的规定。顺帝阳嘉元年，根据尚书令左雄建议，始有年龄限定之制。举数条材料如下：
    《后汉书·左雄列传》载：“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同《纪》：“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根据上述材料，顺帝阳嘉元年之后，除“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外，孝廉察举的年龄被限定在四十以上，并按“诸生”和“文吏”两科考试取人。几乎同时，诏除郎也参照此“科令”执行，年龄也需四十以上，并参与考试。据《左雄列传》，广陵徐淑因“年未及举”而被“谴却郡”，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坐“谬举”（所谓“谬举”，也应理解为选举年龄违规）而被免黜，可知限年制度在当时确被严格执行④。“茂才异行”，标准不易掌握，也不甚清楚如何具体规定，而年龄限制是不难做到的，秦汉有年龄登记及随户籍转移年籍的法规，郡国守相对郡国被察孝廉之人的年龄掌握并不困难。阳嘉之制至魏文帝黄初三年前，未见有文献记载上的变化⑤。
    曹操举孝廉系灵帝熹平三年，年二十。《武帝纪》云曹操“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显然很难归入“茂才异行”之类，但他被选为孝廉，表明阳嘉限年之制已被突破。阎步克列举左雄改制后突破年限的还有陈球、蔡瓒、陈登诸人，并认为“是限年四十之法，原已名存实亡”⑥。但限年之法不是左雄改制的唯一内容，还有“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规定，此三人中，蔡瓒情况不甚清楚，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⑦，陈登“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⑧。这两人似可归入“茂才异行”，与曹操突破年限性质似乎还有不同。据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十章《今可考见的两汉孝廉》，阳嘉之后年四十以下举孝廉者远不仅以上数人，研究者自可查取，不再列举。这些年未及四十者中，可能有属于“茂才异行”者，但不可归入“茂才异行”者，肯定为数不少，不只是曹操一人。这说明阳嘉限年之制被突破，也是客观事实。
    《后汉书·黄琼列传》载，阳嘉改制后不久，尚书令黄琼认为“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从此，孝廉察举除年龄外，还需依据诸生、文吏、孝悌、能从政者“四科”取士。曹操举孝廉年龄未及制度规定，自然也谈不上依据此四科的问题。
    其次，曹操入仕突破了孝廉试职制度。汉代选任官吏制度中，本有一定的试职规定，如试守即是一种，但未用之于孝廉察举。因此，孝廉察举前本无试职之制。自东汉光武、章帝、和帝后，逐渐有了孝廉试职要求，即举为孝廉前，先在地方担任一定的吏职，以试其有无为政能力或培养他们的为政能力⑨。当然，为体现人才选拔的多样性，如同年龄限制一样，国家也规定“德行尤异”者，可“不须经职”，但需要“别署状上”⑩。孝廉试职时间，本无限定，是逐渐形成的。光武、章帝、和帝是原则上的要求。顺帝时，左雄改制规定“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汉桓帝本初元年诏又云：“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11) 可知从顺帝到桓帝，对被举者的秩次要求、试职时间规定日益清晰，即“秩满百石，十岁以上”。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一还是均需满足，我们还不甚清楚，但根据“限年四十”来推断，应当是两个条件都需要满足。曹操举孝廉之前，未见其经历吏职，更不可能有“十岁以上”的吏职经历，故曹操举孝廉说明东汉的“试职”制度也被大大突破。至于曹操是否经历了阳嘉以后的孝廉考试、“副（覆）”试制度也不得而知了。
    最后，曹操举孝廉突破了汉代孝廉察举的道德行为标准。《武帝纪》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注引《曹瞒传》云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不仅与早期孝廉察举的道德标准要求相异其趣，也与东汉统治者所强调的孝廉应当“美风俗”、“廉白守道”、“德行尤异”、“举善”等大相径庭。这样的人能够被察举孝廉，说明孝廉察举的道德行为标准在汉末已被严重降低。
    按曹操虽出身宦官，但其家世仍具有汉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儒、道门风。《武帝纪》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无论曹节、曹腾、曹嵩，皆服膺儒家之门风。又云曹操为曹参之后，曹参为汉初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故自曹节始，曹氏“以仁厚称”和“不与争”的门风，亦有黄老思想夹杂其中。这种门风与汉代正统孝廉察举思想并无大的差异。生活于这种家族背景下的曹操，本可以继承这种家世门风而举为孝廉。然而史书却记载曹操入仕前的一系列活动正与此相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云：“（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后汉书·党锢列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后汉书·党锢列传》：“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这些记载都指向一个问题，即曹操入仕之前，并不像传统被举孝廉者那样，或注重自身的道德品行修养，以自身的事迹感染乡党而获舆论推举，或致力学习儒家经典、律令制度而闻名以获推举（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曹操本人不具备这些素养）(12)，而是卑辞厚礼四处追求获得自身评价，评价者既非举主郡国守相，也非乡党舆论，而是汉末兴起的所谓名士，而桥玄、许劭、何颙就是这些名士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品评，对曹操举孝廉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上面我们以曹操举孝廉入仕为例，说明在东汉末年，国家所建立的孝廉察举制度已经被抽掉了其内涵，出现了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两相背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