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竹简本为问答体。今本《文子》中《九守》、《符言》、《上德》、《自然》、《下德》、《精诚》诸篇均为语录体，除《精诚》篇有一处作“文子曰……”之外，都以“老子曰”引起下文。以上六篇已占今本的一半篇数。《道原》篇除有一处为“孔子问道……老子曰”之外，其他各章均以“老子曰”开始。以“文子问……老子曰”的格式行文的，《微明》有两处，《上仁》有三处，《上义》有一处，三篇的其他各章还是以“老子曰”开始。《道德》篇中有八处“文子问……老子曰”，另有一处为“平王问……文子曰”，此外的十一章还是以“老子曰”引起下文。可见，今本《文子》的大部分内容是由“老子曰”引起的语录体形式，问答体形式只占很小的部分，且问答者不尽相同。
    10.竹简本部分内容和今本《道德》篇的关系最为密切， 今本《道德》篇中问答体部分简文均存。但竹简文均为“平王问……老子曰”，无一处作“文子问……老子曰”或“老子曰”。而《道德》篇其他以“老子曰”开始的各章，均找不到明显与之相对应的简文，而这些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又恰能在《淮南子》中找到原文。
    由以上十点可见，竹简本的部分内容确和今本有密切联系，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差异。
    三、今本《文子》必晚出于竹简《文子》
    有的学者认为竹简本与今本的一些差异说明它们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待商榷。
    1.今本《文子》在思想上虽然与竹简本有呼应之处，但对竹简本思想的继承和保存只占次要的地位，更多的是训释、发挥、增删，甚至割裂和背离，说明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这种情况和《易传·系辞》、《老子》等古籍的流传情况截然不同。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不能轻言今本《文子》是“西汉初年已有的古籍”。
    帛书《系辞》与今本《易传·系辞》被一些学者看做是同时异地的不同传本，也有学者认为帛书本早于今本，但不管怎样，二者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同而小异。如帛书《系辞》开篇：“天奠地卑，键川定矣。卑高以成，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和今本相比，“尊”作“奠”，“乾坤”作“键川”，“位”作“立”，但它们在思想上的一致性自不待言，在句式、语法和大部分用词上都是完全相同的。《老子》在先秦已有不同的传本，或《道经》在前，或《德经》在前。帛书甲乙本《老子》和通行本相比，章节安排有所不同，一些字词也有出入，但它们在文体、句式、语法和大部分用词上都是一致的，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更不待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论语》〔3〕， 在分章上和今本有所差异，研究者认为该竹简本“不仅是时代最早、保存文字最多的古本《论语》，而且还是和鲁论、齐论、古论三论并存的一个本子”。但根据已公布的竹简《论语》的部分释文及有关介绍，竹简《论语》与今本仍是大同小异。如《为政》篇“攻乎异端”的“攻”在竹简文中作“功”，《述而》篇中的“夭夭如野”在竹简文中作“沃沃如野”等等〔4〕。这些差异不如看做是汉字用法的自然演变， 并不妨碍竹简《论语》作为《论语》传本之一的地位。
    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是大同小异，它们之间的差异只能是个别的、零散的、局部的，而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差异是大部分的或者说是整体的、系统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今本《文子》必晚出于竹简本。
    2.《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这说明班固所见《文子》至少在文体上和竹简本是一致的。竹简《文子》中，“形”仍作“刑”，“政”仍作“正”，不像帛书《系辞》和银雀山汉简那样“谓”皆作“胃”，而是“谓”“胃”并用。加之定县汉墓中有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抄录的竹简。因此，竹简《文子》的抄录年代不会很晚，墓主中山怀王也不可能抄录有残缺的《文子》作陪葬品。班固生活的年代（公元32-92年）和怀王下葬的年代（前55年）相去不远，且班固作《汉志》系本刘歆（？-公元23年）《七略》而来，刘歆及班固所见《文子》为九篇，都为问答体，当和古本《文子》差异不大。班固时古本《文子》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严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
    班固之时，汉章帝召集儒生“讲议五经同异”，统一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解释，儒学更确立了独尊地位。属于道家书的《文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加之谶纬盛行，诸儒“皓首穷经”，它更会受到冷落。古本《文子》很可能在班固之后散佚日益严重。
    3.今本《文子》的绝大部分内容以“老子曰”或“文子问……老子曰”来引起下文，这绝非如时贤所云是“望文生义”所为，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老子的地位。今本《文子·道德》篇最后一章虽然保留了“平王问……文子曰”，但和竹简文相比，有意添加了“吾闻子得道于老聃”，造作者要突出老子的意图更是彰明较著。
    另外，古本《文子》散佚严重，整理者要大量补充缺失的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新《文子》，便不能像古本那样处处作“平王问……文子曰”，以“老子曰”来统率全书似乎是最佳的选择。
    以上两种情况在今本《文子》的成书过程中，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今本《文子》把绝大部分的“平王问……文子曰”改成了“文子问……老子曰”或“老子曰”，既保持了《文子》作为道家书的特色，又突出了老子的地位，且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文体，可谓“一石三鸟”，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考虑，而并非“粗暴”的做法。
    稍早于班固的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说：“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并把老子和文子的关系同孔子和颜渊的关系相类比，显然是把老子看做是文子之师。有学者以为王充是受“文子问……老子曰”的启发而作这样的比喻，并进而推断《文子》在汉代有不同传本，王充所见和今本相近，而与今本相近的《文子》又为《淮南子》所抄袭。我们在前面已经排除了今本和竹简本是不同传本的可能性。其实竹简本与今本一样都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读者一望便知，而不一定非要见到“文子问……老子曰”才认为文子是老子弟子。现在已证今本晚出于竹简本，我们反倒可以推测今本的整理者是受了班固和王充的启发，故以“文子问……老子曰”或“老子曰”来引起下文。
    《文子》在唐代备受关注。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同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封《文子》为《通玄真经》，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这也说明《文子》经过加工整理，至晚在唐初已成完整的著作。《文子》在此前默默无闻，到唐代却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5.柳宗元固然无缘见到竹简《文子》，但他指斥《文子》（今本）为驳杂之书，这或许并非“谬论”而恰是卓越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