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Paul A.Cohen）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先后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963年出版，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íng China，1974年出版，以下简称《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年出版，以下简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历史三调》）。
    柯文主要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在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之间接触频繁，双方实现了交流和互动，虽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最初并非出自中国自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1] 柯文在50年代进入哈佛读书，受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影响颇大。而费正清正是美国研究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柯文的第一本著作《中国与基督教》就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他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而非研究传教团自身的历史。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写于1964到1973年间，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他感到了从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19、20世纪历史的那些模式的缺陷。他后来说：“在力图理解王韬的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在撰写此书的十年中，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我曾经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而且在书中许多地方的着重提到‘传统一近代’这种两极分法本身有待商榷。”[2] 正是由于柯文意识到了美国战后有关19、20世纪中国历史论述的总思想框架或模式（paradigms）存在不足才促使他写出了第三本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分析了二次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三种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指出三种框架的各自不足。冲击-回应框架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框架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西方赋予它生机；帝国主义框架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动因，同时它也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祸根。这三种模式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针对这些，柯文提出在研究这段中国历史时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具体地说就是：“（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3] 但是，柯文也强调他的“中国中心观”并不是要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来探讨，而是“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4] 正是在先前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柯文写出了《历史三调》。该书延续了他的“中国中心观”中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用历史学以外诸学科（如宗教学、心理学等）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并且试图进入当时的情境来体验时人感受。不过，该书又是对“中国中心观”的超越。柯文在书中不只是局限于从中国或是义和团本身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而是从世界文化的范围来探讨义和团运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三调》超越了中国中心，或可称之为人性中心。
    众所周知，在中国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到现在已经很多了。建国后到文革一段时间，关于义和团的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重，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义和团的研究也渐渐恢复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但是“应该承认，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多少受到学术界冷淡”。[5] 在美国，1987年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那么柯文为什么还要来写作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书呢？原来柯文写作《历史三调》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他也希望该书“能够引起那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20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专家的兴趣。”[6]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归为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著作，至于对义和团历史的探究只不过是作者为了解说的方便而选取的一个例证。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7] 所以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8] 因此，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义和团运动这段历史的书写分作三部分，即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是由历史学家来书写关于义和团的故事，以此来实现对过去的解读；作为经历的义和团是由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来讲述过往的那段经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考察义和团运动怎样在20世纪的中国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事件、经历、神话是人们根据不同原则来认识和塑造历史的三种不同途径，表现出不同的音调。这也就是书名定为《历史三调》的原因。在这里柯文所用的“历史”一词有双重含义，从技术层面上讲，“用以特指历史学家重塑过去的正式过程”，但从更广泛的角度讲，“涵盖了认知历史的各种途径，包括经历和神话在内。”[9] 下面分别来看一下探寻历史真相的这三种途径。
    一、事件
    在这一部分里，柯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书写义和团运动。既然他只把义和团运动来作为他解说自己历史书写理论的例证，因此他在绪言中首先探讨了历史学家的重塑工作所面临诸多问题。他提出疑问“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10]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很可能认为答案是前者，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准确的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非如此便不称其为历史。但是柯文还认为，无论历史学家怎样的努力，他们最终书写出来的史书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著作在叙述的过程中把过去高度简化和浓缩了，这样过去本来的混乱和复杂经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变得条理化和明晰化了。历史学家和直接经历者对过去的整理和理解虽然不是完全不同，但是两者的动机却大为不同。直接经历者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复述和改造过去发生之事，以此来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11] 他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学家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这使他们能够自由的跨越时空，赋予事件以不同的意义。但是这也可能造成他们认知上的错误。因为“历史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12] 历史学家因此可能错误地推定既成事实的必然性，发生于后的事必然是其前的结果。但是事实有时并非如此，历史事件的发展有许多偶然性，因此虽然已经知道事情的结果，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时也要避免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的结果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13] 同时也要避免赋予发生于后的历史事件以过高的意义。历史学家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受不确定性的困扰，“这影响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中重点强调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14] 对此的更清晰表述，笔者以为当是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说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变化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15] 柯文也反对关于历史的概括性结论，首先是“转折点”或“分水岭”一类，认为其中有太多神话的成分，体现了做结论人太强的感情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