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话
    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怎样不断被神话化的过程，它更像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思想梳理。和前两部分一样柯文首先在这一部分前面的《绪论》阐述了他关于过去被神话化的见解。他指出了神话制造者和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神话制造者却要使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但在实际操作上，神话和历史在叙述过去时的区别却微乎其微。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活动会受到目前他们头脑中固有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可能成为无意识的神话制造者，而神话制造者在制造神话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神话，他们也要注意作品的可信度。对过去神话化有各种形式：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历史形象的神话化、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修改、文艺作品中对历史的神话化。
    柯文研究了义和团在20世纪中国人观念中的神话化过程：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人们所留下的文字中对义和团的贬斥，将其称为“匪”、“乱”、“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责义和团的迷信、盲目排外；世纪之交的革命派谴责义和团，邹容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理性、民主的知识分子批评义和团的迷信、非理性，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把义和团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在“文命”中，义和团作为攻击刘少奇的武器，义和团中的红灯照又被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战中，义和团又成了揭露苏联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见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而在于撰写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然而，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正确政治观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24]
    总之，《历史三调》柯文所要书写的并不只是义和团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神话，“想发现一种历史学家们跨越他们历史论题界限的方式”。[25] 对他而言，义和团运动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个放大了的个案，可以作为他解说自己关于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实现“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他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学家、事件的亲历者、神话的制造者三者眼中不同的义和团运动。他在对义和团的描述中尽可能地进入所描述者的情感世界，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在特定情形下人的心理、思想、情感。他舍弃以往研究中将义和团置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等框架内的做法。同样是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他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义和团是否来源于白莲教，而是指出鉴于义和团各团受到外来控制比较松散，华北各地义和团受白莲教的观念的影响程度极有可能是不同的，对此的回答不能过于刻板。对于民众参加义和团的原因，他也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如干旱使人们无事可做，义和团发展起来后人们容易形成赶风潮的心理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归为爱国，虽然爱国使义和团运动看起来更富有英雄气概。他对义和团事件的考察也不局限于运动本身，而是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把它和非洲、美洲、欧洲以及亚洲和中国的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比较，赋予它更普遍的意义。这体现了柯文反对夸大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立场，他认为这种立场往往还是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26]《历史三调》实现了柯文的这一想法。
    柯文认为，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与实际经历的历史和神话三者之间没有谁优于谁的问题，三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27] 柯文指出“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必定比人们想要相信的历史实情更有价值，这种观点本身也许只是一个神话。需要谨记的是，许多不同种类的价值（如道德价值、知识价值、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和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定论对某些人而言很重要，但对其他人而言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28] 此话听来有些让人感到残酷，历史学家孜孜以求历史的真相，以为真实是历史的最高价值。但是尚且不说我们是否一定能够得到真实的历史，就是真实本身的价值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也未必如历史学家期望的那样高。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各个阶层，不同阶层面对同一事件重视的东西不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各类价值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假的东西未必没有意义，甚或造成比真实更大的影响。对于20世纪的中国，神话化的义和团也许比真实存在的义和团运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尽管许多时候这种作用是政治上的，义和团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不过尽管如此，柯文还是坚持认为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相对于理论，柯文的历史具有“更多反思性”。[29]
    原文参考文献：
    [1][3][4]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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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刘天路，苏位智。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J].文史哲，2003,（6）。
    [6][8][9] 序言。［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1,5.
    [10][11][13][14][16][17][18][19][24][27][28]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6,9,11,12,30,49,52-53,235,247,248.
    [12] 导论。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0-11.
    [20][23] 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J].史林，2002,（4）。
    [21][22][26] 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OL].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133.
    [25][29] Greg Dening:Review:Enigma Variations on History in Three Keys:A Conversational Essay,[J] History and Theory,2000,39（2）：210,212.